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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境界?境界是一个与个人的生活阅历、知识水平、心理素质、人格修养等密切相关的问题,对于企业家来说,境界还与他的事业胸襟、企业发展规模、行业地位、市场竞争能力等密切相关。近年来,传统文化及管理哲学不断受到重视,特别是随着“国学热”在企业界的兴起,以中国哲学思想为核心的范畴概念——境界,被人们提升到了很高的地位。从企业界、学术界到传媒界,境界成为人们关注度较高的一个管理概念。
在日常生活中,境界不仅备受人们关注,而且有关境界的思想也在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一个人对某些事物的认识水平不高,人们可能会说这个人境界低;当一个人在某项工作上能力不及,或者其做法有失大体,人们可能会说这个人境界差;当一个人违背某些正常的人情世故,甚至道德伦理,人们可能会说这个人没境界……
在笔者看来,从哲学、美学的角度来理解,境界至少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思想境界,一是心灵境界。思想境界是人的理性思维积淀,是一个人在价值观念、精神气质、人格意志等方面的修炼所能达到的境域。心灵境界是人的感性思维与理性思维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在事物的审美观照中形成的感知、直觉、顿悟、情感等高级心理活动的结果,它集中地表现为人的心智修炼层级,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价值统一体。
从管理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境界包含一个人认识自然、改造社会所具备的知识层级与驾驭能力,体现着一个人认识人生、掌握自我的修炼深度与悟性高度。根据境界特殊而丰富的含义所指,我们把企业主对于自身思想境界、心灵境界、审美境界的努力追求与不断超越,把企业主由此而形成的有关企业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决策特点、管理风格、经营素质等系统的企业运营能力称为境界管理。
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好、乐,说明学习的境界有三个层次,依次而提升。在中国美学史上,从汉魏至唐宋元明清,境界一直是文学家与文学作品的灵魂。但是,对“境界”的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同和普遍使用,要归功于近代鸿儒王国维,其在名作《人间词话》中对艺术与人生的审美发现与高度概括,使“境界论”成为自身学术研究的一座理论高峰,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今,境界一词用于现实人生、用于人们对功利事业的追求,与用于艺术人生、用于人们对非功利事业的审美一样普遍。不仅对于治学、创作、教育,乃至对于人们的一切生命活动与社会实践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国维所说的“境界”,是人生境界与艺术境界的统一,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着重强调,人生境界是文学创作乃至治学境界的前提,没有人生境界就写不好诗词,搞不好创作,在治学上也难以取得大成就。从王国维的境界论,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人生问题,而境界的修炼则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
一种观点认为,王国维之“境界说”源于佛学的影响,实际上,据考证,在佛学东渐之前,“境界”已作为连绵字而被周、秦人所使用。在《列子·周穆王》中即有“西极之南隅有国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国”之句。
“境界”是个多义词。一指疆界、边界。《诗·大雅·江汉》“于疆于理”郑玄笺:“正其境界,修其分理。”《后汉书·仲长统传》则有“当更置其境界,使远者不过二百里”之句。
二指境地、景象,即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耶律楚材《和景贤》诗有:“吾爱北天真境界,乾坤一色雪花霏。”
三作佛教名词。指六识(即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所辨别的各自对象,如眼识以色尘为其境界。另一意则犹言造诣,《无量寿经》有“斯义弘深,非我境界。” 佛学东渐以后,译经者将梵语“Visaya”译为“境界”,使“境界”的内涵进一步得到拓展。
四与“意境”同意,指诗文、图画的意境。作为中国古典美学的一种理论,意境说在唐代已开始形成,明清时代,“意境”和“境界”作为美学范畴已使用得相当普遍。
在中西哲学、美学思想史上,境界是一个备受人们关注的范畴概念,也是人的思想、心灵修炼,人生、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范式。从我国先秦、战国时期的思想圣贤孔孟、老庄到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冯友兰,从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先哲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休谟、康德、叔本华、尼采,他们都有过关于人性、人生、人的境界的深邃思想著作。
苏格拉底作为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位人生哲学家,他不仅把哲学从天上呼唤到人间,而且通过强调人自知无知,通过对自己本性的洞察而获取真知,进而通过熟悉事物本性,认识各种美德而达到施行各种美德,以通向人生最高境界,实现至善这一人生的最高目的,建立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人生境界学说。[1]
善是苏格拉底的最高哲学范畴,苏格拉底的整个哲学都是对善的不同角度的讨论和对善的普遍性的追求。同时,苏格拉底也把善当作人生的最高目的。他说:“善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目的,其他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善而进行的,并不是为了其他目的而行善。” 当苏格拉底把善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时,也就把人们在日常事务中对善的追求和实现叫作美德。苏格拉底的从无知到知,从真知到美德,从美德到至善的人生境界论,在今天,仍不失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王国维的美学思想集中体现为“境界说”,“境界说”也代表着王国维美学思想的最高成就。其显著特点是具有二元论倾向,以西方近代先验美学为思想基础,结合中国古代诗学传统,是融合中西两大美学源流的产物。王国维所强调的物我合一、主客统一的审美境界并不以唯物论的反映论为基础,而是导源于康德的先验哲学。而康德哲学的二元论色彩,通过叔本华而显现在王国维的诗学思想中。尽管境界说的思想基础是西方近代的先验论美学,但它仍与中国古代的诗学有着不解之缘。
境界说实际上是融合中西两大哲学、美学源流的产物,这种融合同时包含着两者之间的深刻差异。王国维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寻找到了两种思潮的内在契合点,由此把西方美学引进中国古代诗学领域,从而带来了古典诗学思想的重大变革。[2]
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并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紧接着便引证宋祁与张先之词说:“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王国维还分别以晏殊的《鹊踏枝》、柳永的《凤栖梧》、辛弃疾的《青玉案》词来阐释他关于境界的内涵。[3]
同时,王国维以他极高的理论视野与审美思维,将境界从艺术审美推及到人生修养、治学为人的广阔领域,并深有体味地指出:“古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
王国维曾受康德和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尽管他对人生有着某种悲观情绪,但他并不否定积极的人生态度,他认为,“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把“境界”视为人生修养的最高层次。正是他对自己治学事业及精神境界的执著追求,才使得他最终在文学、美学、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结合西方美学观念,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特别是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特范畴“境界”进行了令人心悦诚服的论述和解说,成为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陈望衡教授认为:中国古代先哲与文人墨客,多以境界为自己的最高追求。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朱熹讲“圣人气象”,“胸次悠然”,其中都有审美主体对于自身人格修养的追求。在宋明理学中,境界是人格修养所达到的最高层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求的圣人人格、贤人人格,以此作为人生的境界。圣人、贤人不是神,历代儒家赞美的尧、舜、禹、周文王、周公、孔、孟等圣人贤人都是历史上存在过的真人。但是,当后世儒家将他们的品德提升为圣人人格、贤人人格后,也都理想化了,圣人人格、贤人人格就成了理想人格。由这种理想人格构成的人生境界,具有现实性与理想性相统一的品格,而理想的一面成为了这种境界的本质。
就境界而言,虚实不是两种东西,而是两种特性。这两种特性指向境界中的“我”。就中国美学而言,在有我之境中,我是实,而物是实中之虚,因此“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物由我造;在无我之境中,物是实,而我是实中之虚,因此“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由境出。[4]
美学家宗白华先生认为,中西哲学的形而上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即“生命的体系”和“唯理的体系”。唯理的体系是要了解世界的基本结构,秩序理数。生命的体系是要了解世界的意趣意味和价值。宗先生认为,人类生活中所体验的境界与意义,有三种表达方式,一是科学-哲学的方式,二是道德-宗教的方式,三是审美的方式:“在实践生活中体味万物的形象,天机活泼,深入‘生命节奏的核心’,以自由谐和的形式,表达出人生最深的意趣。”[5]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他的新理学名著《贞元六书》中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辨名析理”同西方近代的逻辑分析结合起来,发扬理性主义精神,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为理论归宿。特别是《新原人》的人生境界论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代表了中国20 世纪人生哲学研究的重要成就。
冯友兰先生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地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是各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从最低的说起,它们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中国哲学的境界范畴与体用精神,反映了艺术与人生、审美与道德、精神与物质、理论与实践、自然与社会关系的高度统一与和谐,它不仅一直为中华历朝历代文人墨客所追求,而对当今社会实践、人生修炼所产生的影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越来越备受关注。因此,准确把握当今企业管理的总趋势,把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境界引入企业管理,对于企业家、企业人的自我修炼、自我完善,对于企业管理思想与管理手段的丰富与创新,特别是对于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体系的构建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1] 参见何仁富:《通向至善之路——苏格拉底的人生境界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
[2] 参见石志明:《王国维“境界说”与中西美学的会通》,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年第3 期。
[3] 晏殊:[鹊踏枝]:“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别离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据唐圭璋编:《全宋词》上卷第62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柳永:[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据唐圭璋编:《全宋词》上卷第17页。
辛弃疾:[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它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据唐圭璋编:《全宋词》下卷第1286页。
[4] 韩东晖:《境界与实体——论中西传统哲学的一个差异》,《文化中国》1998夏季号。
[5] 张泽鸿:《宗白华“生命境界美学”的体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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