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花一块钱买套房子

9年前，笔者大学毕业，月薪1000块。当时郑州的商品房均价已过2000，要买房的话，即便是小户型，也要不吃不喝攒上十几年。当时，福利彩票刚好风靡全国。很多人曾经为此痴迷，盼望着能中大奖，买房的钱就不用愁了，可惜大多数人将自己钱捐给了国家的福利事业。

如果拨动时光的指针，定格在1949年春天，让我们想象那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

1949年春天，很多城市没有解放，尚处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政府虽然不同，年轻人买房难的现象却毫无二致：长达8年的抗战，让全国所有大城市的建筑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住房严重短缺。以武汉为例，日本侵华前全城共有十几万所住宅，日本投降后重新统计，只剩近8万所，将近4成的房子毁于敌手（参见《武汉政报》1952年第3卷第3期）。而战后难民返回家园，部分军人复员回家，房屋变少了，人口却变多了，房地产市场上的供需矛盾更加突出。 

《申报》和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都有记载，在武汉、上海、天津、广州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房荒。别说买房，连租房都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凡是空闲的房子都有人在租，想住进去，就得让现有的房客搬走，而想让其搬走，就得付一部分“顶费”（也就是转让费），照上海的行情，顶费一般是金条两根起价，最高需要出到22根金条！刚毕业的大学生拿得出金条吗？当然拿不出，除非他（她）是官二代或者富二代。拿不出金条，当然也就租不到房子，只能投亲靠友，或者十几个同学凑钱拼租一个小小的阁楼。所以在那个年月，年轻人同样盼着天上掉馅饼，能够让他们轻松解决住房问题。

9年前我盼望的馅饼是买彩票中奖，然后拿着奖金去买房，形象一点儿的说法，就是先让馅饼砸在我头上，然后我用馅饼去换房。而在1949年春天，馅饼可以直接砸在房子上面：只要你中奖，奖品直接就是房子。

打个比方说，一位解放前的大学毕业生，在某个大城市工作，谈了女朋友，想跟女朋友结婚，准岳母那边提了要求：不用买房，租一套就行，只是不能跟人拼租。于是就出现这样的考虑：如果不拼租而单独租房，要出很多顶费才能租到一套房子！怎么办？抢银行犯法，只有买彩票了。

当时的市面上正发行一种名叫“房屋义卖劵”的福利彩票，1块大洋就能买1张，总共发行100万张，不分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只要中奖，奖品就是1套房子：两层高，两间宽，独门独户，还带小花园。像这样的奖品总共设了39套，中奖率两万五千分之一。比奖金只有几千块钱的“超级大乐透”四等奖中奖率还要高得多，而且奖品又是如此诱人。

花1块大洋买张这样的彩票，3个月后集中开奖，运气好的话，就能坐拥豪宅，而且这豪宅只花了1块钱；运气不好的话，无非就等于丢了1块大洋，虽然穷，1块大洋还是不在话下的。

在1949年春天，无论是上海、广州那样的一线城市，还是西安、武汉那样的二线城市，“房屋义卖劵”都卖得挺火。这种彩票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筹集社会资金，给广大找不着房子住的市民兴建廉租房，所以在彩票上印上“义卖”的字样。后来解放军势如破竹打了过来，国民党逃往台湾，当然更不会去兑现兴建廉租房的承诺了。但是，除了武汉这个城市由于选定的开奖日期太晚而没有来得及兑奖之外，其他城市的中奖人都实实在在拿到了奖品：房子。

我听过这样的评价：国民党是为了想方设法剥削老百姓的钱财，才发行“房屋义卖劵”这样的彩票的。我认为这个评价不符合事实。国民党在民国后期虽然腐败透顶，对人民剥削之惨重也确实无以复加，但是这个政党也并非一无是处：早在抗战前，大陆房荒还不是十分严重的时候，国民党修订的《土地法》和《房屋租赁条例》当中已经明确规定了地方政府应当为低收入家庭兴建廉租房（当时叫“平民住宅”和“劳工新村”），而且也确实付诸实施了。上海、广州、南京、长沙、青岛、昆明、汉口、杭州……从1928年到1947年，除了抗战期间略有中断之外，这些城市都在陆续建设着房租低廉的“平民新村”，供低收入阶层申请居住。另外国民党也严厉打击过空置房，对飞速上涨的房价和房租都进行过全面调控（拙著《民国房地产战争》第四章对此有详细论述），这些往事，在民国报纸、民国法令和一些知名作家如冰心、沈从文、张天翼等人的文章里都有记载，毋庸讳言。只是由于日军大规模侵华和长期内战，把国家财政搞得虚弱不堪，再加上各级官吏中饱私囊，国民党的努力不足以彻底改变各大城市一房难求的困境罢了。

这期文章本来是说通过买彩票的方式来买房，结果扯到了国民党的住房政策上来了，似乎有些跑题，其实不然。我认为，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的政府也可以借鉴一下国民党的做法——不是地方政府都在抱怨没钱兴建公共保障房吗？可以请示一下国务院，取得彩票发行权，面向社会发行“房屋义卖劵”。现在房子这么贵，只要拿出一两套房子做奖品，哪怕中奖率只有百万分之一，各地的“房屋义卖劵”也会迅速售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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