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碗”盛不起举国体制的娇羞

数日前，微博上流传甚广一个小段子：说奥运会就像一群朋友开开心心打麻将，大家都是业余玩的，开心为主，这时中国队出现了，就像来了一个职业赌徒，想方设法誓死要赢走大家的钱。这话可能有些尖刻，毋庸讳言的是，自上而下，中国都在从喧嚣的赛道走向看台后的反思。诚如《人民日报》所言，这些年，随着体育的社会功能不断延伸，人们对举国体制的关注也有了更多视角：“新时期，我们还要不要金”、“金牌总数再多，也不代表国民体育素质好”、“得金牌的只是少数，更多的运动员退役后出路狭窄”……

举国体制当然不是洪水猛兽，它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力量，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严格来说，“神九”、“天宫、“蛟龙”等都是举国体制的优生儿。但是，体育领域的举国体制在度过积贫积弱期后，仍以“日本自2001年后通过了‘奖牌倍增战略’计划”等上世纪的例子来佐证其永恒正确，难免有刻舟求剑的嫌疑。

中国体育以举国体制“发家”，这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事情，无可原罪。但如果认为奥林匹克的意思就是以这种粗放型的精英体育为乐、为荣，实在就有点“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意味了。体育领域的举国体制之所以备受诟病，大致在于三个层面：

一者，它是“只见冠军笑、不见亚军哭”。7月30日凌晨，吴景彪获得银牌，赛后重复最多的一个动作就是鞠躬，因为这枚“板上钉钉”的举重金牌旁落，感觉自己“愧对国家、愧对中国举重队”；更夸张的是在一间县宾馆会议室，几十名记者、体育局官员围着山村里接来的一对年迈的奥运选手父母，当奥运选手夺奖牌无望后，刹那间只留下年迈的父母，以及一骑绝尘的悲凉。奥运，本质就是强身健体的仪式性游戏，如果连体育的趣味与旨归都丢了，“拼金”与数字政绩有什么差异？今天的中国，还需要仰仗几枚金牌来坐实强国地位？

二者，体育举国体制的“风头正劲”，而另一条腿“群众体育”却差强人意。有人说，这是竞技体育的小金字塔挤压了大众体育的发展空间。数字胜于雄辩。有测算说，孙杨的一枚金牌实际花费3000万元，而体操队的一块金牌则是2500万元，中国代表团的38枚金牌的总花费大概7.6亿元人民币，再算上银牌铜牌和没有牌的，20亿元人民币的花费板上钉钉。

此外，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弊端还在于钳制了职业体育的有序发展。尽管国家体育总局在《2011－2020年奥运争光计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体育的发展方式”，但刘翔在网络上遭遇“表演帝”质疑的背后，不恰恰是我们缺少职业运动体育偶像的根源吗？

“伦敦碗”盛不起举国体制的娇羞。世易时移，中国体育要更健全、更健康，也许体制本身的转身比技术升级更重要。惟其如此，2016年的巴西奥运，才能要精彩、不要纠结。

更多资讯请关注销售与市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