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照亮未来

    “你们给我加了25个太上皇！”五短身材的约翰用略带法兰西口音的腔调咆哮着。尽管并不打算承认这份文件，可是面对盔明甲亮的贵族武装，“失地王”别无选择。这是1215年6月19日，泰晤士河畔的兰尼米德草地，历史的严肃性和滑稽性同步登台——一个在英国历史上堪称草包的国王，以令王室蒙羞的闭幕式，送给英伦三岛一个泽被万世的厚礼：《大宪章》。
    志大才疏的约翰成长于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金雀花王朝。虽然其父亨利二世不会英语，但雄才大略，终身勤勉，把法国的先进文明输入到英国。其兄理查，乃英国历史上著名的“狮心王”，通过婚姻和战争，成倍地扩大了英国的领土，并数次充任十字军东征的急先锋。理查的盟友和对手，德王红胡子巴巴罗萨皇帝斐特烈、法王斐利二世、埃及和叙利亚的苏丹萨拉丁，都为一代人杰。即使在国内和暂时摄政的约翰放对厮杀的，也是威名赫赫的英国版“水浒”主角罗宾汉——这是一个风云际会的铁血年代。
英雄们终于相继谢幕。后英雄时代的权力真空，激化的民族矛盾、国家矛盾和宗教矛盾，约翰的好大喜功与短视无能，这一切因素的胶着和互动，带来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图腾。
    《大宪章》的精髓，是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对臣民财产及人身安全的保障权，以及臣民对君主的反抗权。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用法律文件宣告了“王在法下”这一现代宪政原则，看似漫不经心却石破天惊的制度创新，宣告了人类崭新纪元的到来。这个不起眼的欧洲岛国不经意间参悟了现代化的密码，它将在几百年后登上人类文明的巅峰。
    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孱弱政权——南宋的暮年。56年后，中国将进入更为诡谲的一段历史：元朝，没有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却依靠矮脚马和弯刀征服了大半个欧洲。尽管被称为“上帝的黑鞭”，但有元一代终究没有给子孙留下思想财富，掠夺的宝藏也很快被挥霍一空。
为什么是欧洲率先吹响了现代化的号角？曾经领先欧洲近千年的东方大国中国，是何时在这个全球马拉松中落后的？游牧文明、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各司何职？商业和市场在我们的现代化之路上，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国家、企业和品牌的崛起，遵循着怎样一种逻辑？文化思想、制度体系、经济技术，哪种力量是大国复兴、组织昌盛的引擎？如何评价我们已经走过的和正在开创的历史？什么是真正崛起的标志？在中国现代化这个浓缩的历史中，什么能带来内心的强大和幸福感？
如此宏大而又带有终极色彩的命题，没有标准的求根公式。我们必须抛弃标本化和编年化历史的粗暴方式，真诚地融入历史，用新历史主义的大旗去覆盖和包装历史细节。循着智慧的一个重要源泉，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历史上的典型朝代。
    作为结束封建制的秦汉两朝，在制度创新上成绩斐然。消灭了贵族后，帝制的确立既牵引和强化了疆域广阔的中华大地上民众的凝聚力，避免了欧洲式的碎片化，又遏制了贵族强权对平民的掠夺。皇权和相权的分立，标志着国家管理的正规化（类似于所有者和职业经理人的分工）。郡县制区别于封建制，就在于天下只有皇帝可以世袭，其余官职和爵位都世俗化。均田制对井田制的否定，保障了民生。而“孝廉”选举制的普遍推行，更使政府从贵族化、门第化转型为士人化。三十税一的轻徭薄赋，五湖四海的选拔制度，开放了国家政权，使得中国成为当时的一流大国。其时，操着南腔北调的官话的青年才俊行走在通往国都的道路上，宽大的袍服挡不住他们勃勃的雄心。而唐代的宰相从汉代“领袖制”发展为“委员制”，选拔人才从选察到海选的科举（甚至大量任用外国人），经济上实行租庸调制，进一步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各种制度创新、行政创新，使得国家之强盛一时无两。
    然而到了宋明清时，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固，相权被废，经济上采用晚唐的“两税法”加重了平民的负担。那些推动中华融合的超级王权开始侵害地方的财力和人力资源。曾经深切关怀着平民生活的汉武帝怀着对“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资本的警惕，为避免原始资本积累对芸芸众生的伤害，用盐铁政策压制汉初的工商业，终至成为中国农业文明一手反游牧文明，一手反商业文明的理论基石和社会思潮——自汉以下都奉若圭皋，明清尤甚。
相对于商业文明的竞争性和整合性，宁静而内省的农业文明一直在走内生性成长之路，但皇权的扩张、制度的凋零造成创新不足，管理效率低下，思想困顿，进而导致技术创新停滞，活力丧失，国家积弱。重农抑商，不仅社会资源无法盘活、集聚，知识创新源头被扼杀，更形成“人才脂肪”，壅塞于官道。
    大国崛起，在于思想、文化、制度的创新。大牌崛起何尝不是？大牌如何崛起，将成为2007年的商业课题！
    “当生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把他们唤醒。”历史学大师克罗齐的箴言，将成为营销管理者深度反思的一把钥匙。

（文章编号：2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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