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中国化管理思想创新元年

“中国化管理”的使命与蓝图

俗话说得好：天有天道，商有商道。所谓“道”，本身便是对某种自然规律和商业准则的归纳与凝练。逡巡于管理科学的百年长河，以科学管理创新为源泉的美国式商道，以生产运作管理为招牌的日本式商道，无不左右了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升级换代。
曾有学者乐观地预测：似乎是该轮到中国出管理思想、管理大家的时候了。其理由是，先进的管理理论是成功管理实践的总结，世界上哪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快，说明其企业管理相对比较成功，而这些成功经验恰恰是创新管理理论的源泉。20世纪中，五六十年代是美国，七八十年代是日本，而21世纪堪称“龙的世纪”，中国化管理思想创新元年似已呼之欲出。
历史业已证明，每一次异域文化的“西风东进”、落地开花，都对中华文化的吐故纳新、社会经济的跃升发展带来了日久弥深的影响。印度佛教的中国化，衍生了绵延千年的华夏禅文化，推动了中国汉唐文明的辉煌与繁荣；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缔造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改变近代中国历史风貌的智慧之源，谱就了中华民族复兴新的乐曲与篇章。今天，发酵于西方科学管理思想的熏陶与实践，中国经济腾飞的世纪神话必然吹响中国本土管理学思想创新的号角。
按照笔者的理解，中国化管理思想的构建，可以大致区分出四种不同的境界：第一种境界是西方管理理论的中国化。但愿在将一份西式快餐改烹成一盘“扬州炒饭”的过程中，最后端上来的不是一盘四不像的夹生饭。事实上，西方管理理论的文化适应性问题，是日渐成熟的中国企业当下遭遇的最大尴尬。或许，明代刘元卿在《应谐录》中记录的一段话，是对这一现象最形象的解读：“昔人有痒，令其子索之，三索而三弗中。令其妻而索之，五索而五弗中。其人怒曰：‘妻子内我者，而胡难我？’乃自引手，一搔而痒绝。何则，痒者，人之所自知也，自知而搔，宁弗中乎？”第二种境界是中国本土管理学思想的西方式思考与解读。诸子百家的经典论著经过西方现代管理科学语言的包装与诠释，成为既新且陈，似奇实拙的案上之书，“远、怪、碎”恰是此类书籍的通病。第三种境界是借鉴西方科学的研究范式，用中国化的语言来诠释中国本土的管理学思想，解决中国企业管理的实际问题，毛泽东军事管理思想或许可算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第四种境界是对中国本土原汁原味的管理学思想进行开创性的理论建构。包括概念、理论范式、实操检验统统打上“Made in China”的标签。一语以概之，前三种境界无疑属于“跨文化的本土化”范畴，最后一层境界则走的是一条“单文化的本土化”路线。
前两种境界不足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企业管理的现实问题，而第四种境界的功成名就则绝非一日之功。或许，第三条道路是当下中国化管理模式创新最现实的选项。诚然，以一己之力，我们尚无法就中国化管理模式的全貌绘出清晰的蓝图，但我们至少可以依循这一思路给出一个基本的建构框架，如图1。
中国化管理模式应该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开放系统，大可秉持所谓的“拿来主义”。
五千年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编织出了一幅以儒、道、佛三大思想本源为经，以墨、法、兵等诸子百家为纬的五彩斑斓、互通互补的“中国结”。这些古典韵味十足的中华文化图腾，是对中国社会演进最生动、最细致入微的记载与呈现，无不为中国化管理思想创新提供了最丰富的文化要义与素材。君不见，“水煮××”，“孙子兵法商学苑”，“大易与中国式管理”……一时间，诸子典籍的束阁之义都披上了最时尚的霓裳。但不免令人尴尬和感到困惑的是，我们对于中国化管理的应有之义不是更清晰，而是更加混沌。
正如美国学者斯图尔特·克雷纳在《管理百年》一书中所指出的：“尽管（西方）管理学思想曾经提供了一个健康的答案，但现在它已经成了混乱和问题的制造源。逐渐地，（西方管理学）对问题本质的关注超过了获得精辟答案的渴望。管理者们会发现，他们处在一个完全不舒适、充满混沌和复杂性理论、感觉很狼狈的世界。”多么精辟的解读，当我们还在醉心于苦心孤诣地对那些晦涩难懂的古典哲学思想进行管理学诠释的时候，我们似乎已经背离了管理学建构的终极归宿和企业管理的本真：解决问题，探寻答案。
何志毅教授在一次访谈中曾提到一个颇耐人寻味的例子：关系是中国文化背景下人际交往最核心的话语和主题，这一中国特色甚至使“guanxi”成了一个英文专有名词，但是我们并没有把这种关系在企业管理方面形成工具，反而西方人形成了客户关系管理（CRM）软件系统。我们或可聊以自慰，迈克尔·波特的竞争战略、德鲁克的管理学思想，早在数千年前的诸子典籍中便能找到原型与答案，但对于中国的管理学者而言，这不知是一种荣光，还是一种莫名的悲凉？在西方学者从中华文化思想中大快朵颐的当口，我们是否可以少些天马行空的概念阐释，多些脚踏实地的工具与方法的锤炼与积淀。毕竟，中国古典管理思想与哲学流派中的管理学素材要脱离玄学的藩篱，成为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可操作的显学，必须完成由管理艺术向管理技术的升华与嬗变。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中国古典管理思想与哲学流派的去伪存真、发扬光大，无疑更具通过“单文化的本土化”演绎，达至本土化管理思想创新的至高至真境界——无为而治的“禅”的境界，但征程及所需要付出的努力也将更加艰辛而具有挑战性。

毛泽东思想的管理学原型解构

毋庸讳言，在中国办企业、搞管理不能不研究中国式的管理思想，而研究和建构中国式的管理模式则不能不提毛泽东，这是如影随形的一语之义。无疑，毛泽东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智慧的集大成者，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精神旗帜和思维理念。诚然，今天的“后毛泽东时代”，已经不是那个以背诵和引用毛泽东经典语录为时尚与生活定式的燃情岁月，理性的回归将外显的精神图腾逐渐融会成人们一种内隐的思维方式。
我们肯定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化管理模式建构中的特殊价值与意义，首先就在于毛泽东思想的本土化、民族化、现代化与国际化，并且经由了实践的检验与论证，这是任何一套社会科学理论都应具备的基本特征。
毛泽东思想诞生、发展、成型于那个烽火连天的动荡年代，其理论建构的基点与内核在于军队管理思想，但它对于企业管理仍然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和普遍意义，对中国化管理模式具有显见的移植潜能。彼得·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一书中曾有一段精辟论述：“不同组织中的管理也互有差异，但是最大的差异在于各组织所使用的名词。也就是说，差异主要是在应用上而不是在原则上，即便在任务和挑战上也没有显著的差异。各种组织里，九成左右的问题是共通的，不同的只有一成。这一成的问题中企业和非企业之间的差异，与不同企业（譬如跨国银行与玩具制造商）之间的差异相差无几。”从毛泽东思想的精神理念、组织发展、文化经营、战略战术、工作方法与辩证思维等内容中，我们不难捕捉到管理科学最基本、最纯粹的原型。
什么是市场？“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质朴的话语揭示了市场竞争的本原与真谛。
什么是管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官兵平等”，最简洁的管理准则将一群目不识丁的乡村汉子锻造成一支具有铁的纪律和奉献精神的人民军队；“打土豪、分田地”，最直白的“销售主张”完成了最具感召力、最具震撼力的愿景规划与描述。
什么叫战略？“放弃局部战场”、“农村包围城市”、“运动战、游击战、歼灭战、持久战”，最老套的战略表述融会了最具实效的艺术智慧和战略哲学。
什么叫创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革命乐观主义情怀下掩映的是气吞山河、纵横开阖的豪情。
什么叫发展？“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旗帜鲜明的战斗檄文契合民族涌动的脉搏，找到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康庄大道。
……
毫无疑问，在中国化管理模式的建构中，学科范式的转换与理论化，无疑是毛泽东思想中管理学原型“化蛹为蝶” 的机杼与关键。范式是科学哲学提出的一个名词，主要指在科学知识体系中处于中心、作为基础的若干概念。库恩等哲学家认为，科学知识都建立在中心范式的基础上，因而理论的发展必然伴随中心范式的转换。简而言之，这里所谓“学科范式的转换”，就是要创造性地将以阶级、革命为中心的毛泽东思想的表述习性，转换到以市场、效益为中心的管理学思维和话语陈述中去。毕竟，从理论上而言，由于时代背景、学科界定的客观制约，毛泽东思想中那些超越时空羁绊、超越学科边界，具有管理学普遍意义和一般规律的理论原型，都需要基于现代管理科学的规范化与系统化，用本土化的语言来加以表述。说到底，这里既有技术性的操作问题，也是一种智慧的艺术和艺术的智慧。
毕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基于毛泽东思想建构的中国化管理模式是否真正具有价值，还需要通过本土企业的实践，乃至理论发展的国际推广来不断加以印证和修正。只有这样，才能证明毛泽东思想的经典理论与现代企业管理是一脉相承的，当前企业管理实践中不少难题的解决，可以从毛泽东思想的智慧之光中受到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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