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先生在“解决农民贫穷问题的四个伪命题”一文中指出:农民离开土地,必然会出现一批“新流民”,城市及第二、三产业并不能完全吸收进城谋生的劳动力。
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结论。
本来,看完这篇博文后,我有话要说。但由于那篇文章有几句相当尖锐并且指向又十分明确的语句,于是,就简单地并且有点八卦地评论到:这篇文章写得好。犀利,中的。不过,字里行间明显有心结在里面。
马亮亮的评论几乎代表了关心农民问题的相对普遍的观点:只有站在农民的角度来思考农民,才能知道原因之所在。就像史先生文中所提出的几个命题,基本都是所谓的专家“坐着说话腰不疼”,自以为很了解农民的疾苦,想当然的提出一些以为可行的解决方案,而真正的农民兄弟依旧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这里面有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农民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外地打工?为什么很多人一年到头的辛苦劳作只能解决温饱?我们从小就念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长大,而现在的那些一小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却可以奢侈浪费,这是社会问题。只有解决了思想问题,才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我认为单纯的依靠外力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马亮亮站在农民角度思考农民问题,得出三点结论:分配不公的社会问题;农民自身的思想问题;农民的疾苦外力无法解决。
我与马亮亮网上网下都有沟通,于是就轻描淡写地提醒道:一个农民是思想问题,全体农民放在一起,就不再仅仅是个思想问题了。事实上,可能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农民的问题是局部思想问题,整体上就不再是简单的思想问题了。
我四叔曾经跟我调侃:你是咨询专家,给我咨询咨询,怎样才能发财。我说,很简单,别再种地,做啥都行。
我们村里的乡亲纯粹依靠种植和养殖谋生,情况最好的---我认为他们已经做得出类拔萃,收入也很有限。无论农民多么努力,地里都不会长出金子。
马亮亮显然没有明白我简单语句所要表达的观点,他回复到:谢谢金老师的教诲。人可以分群体,可以分阶级,但是最基本的组成元素还是每一个个体。在我看来,之所以会有群体之分、阶级之分、社会之分,还是因为思想上的差距导致。社会问题其实还是思想问题。
其实,马亮亮第一个评论,除了在归因的侧重上存在一些问题,整体上还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分别提出了社会问题、思想问题和个体主动性问题。第二个评论明显就有些“跑偏”了。
于是,我就加大语言份量,多回复了一些:
是生在农家还是生在官宦富豪之家,是生在农村还是生在城市,这与思想无关,是爹妈给的。农民作为一个群体,除非造反,是没有办法根本解决自己命运问题的---美国农民没有,日本农民也没有。这个基础性的特殊产业,只有政府出面提供支持和帮助,是天生受保护的产业。
除非是那些最终跳出了农门的,事实上,中国农民通过造反,也并没有整体上改变自己的命运---包括最近的这一次。
社会问题,有些是其它人的思想问题,并非当事人的问题---政府作为不够,不充分,农民就没有可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全面和整体上解决自身的问题。
除非是不再做农民,思想先进到什么程度才能让农民(作为一个整体)享受到城镇收入和福利水平?这才是问题的本质。让农民非农民化解决的不是整个农民问题而是部分农民的出路问题---不跳出农门就没有出路,这说明的就是做农民没有前途。
最后,我还“很不厚道”地提了个“建议”:小马的思想和能力已经达到一定高度,如果不信,就去做回地道的农民,看看是否能够比现在更有前途,或者是否能够维持目前的生活水准?
让农民通过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整体上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且是在他们整体上属于弱势群体,而且这个群体庞大到八个多亿,怎么可能呢?
马亮亮的回复,真是厚道得足以让我产生敬意:感谢金老师的教诲。政府的问题,这个就不好改变了啊。我又犯了随意下结论的毛病啊,还请金老师多批评。
史先生对我的评论的评论则让我有点“诚惶诚恐”了---如果中国农民通过这种方式改变思想,追求幸福,后果会十分可怕:
我基本赞成金先生的观点:农民作为个体甚至群体是无法在体制条件限制下改变既有状况的,此时跳出农门(读书或打工)是唯一途径,另外的途径就是革命。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从现状不可改变角度,而是从社会变迁角度研究,也未必一定没有解决的思路与道路。
从这个角度看,马亮亮认为思想的改变也可能促成社会的改变,也是有道理的。
发在在北非中东的茉莉花革命说明,觉醒与觉悟的民众的力量,未必不是可以令“三军辟易、单于折箭”的力量。
中国的整体发展问题,取决于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分配不公最大的受害者,农民,作为一个最大的社会群体,未来将决定着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否。
与早些年最大的不同是,那些通过跳龙门出来的绝大多数学子,进城后很容易沦落为城市的另类弱势群体---为了生存承受重压。原先进城则是直接进入上层社会,比绝大多数城市人还要优越。
进城打工的,既非农也非工,在城市生活却无法融入城市生活。他们作为第一代人,接受了或者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第二代就会变得愤愤不平。如果没有很好的疏导办法,积蓄起来,就是一股不得了的力量。法国每若干年就会骚乱一次,主体正是类似的力量(对处境不满意的移民的后代)。
中国目前正在加紧推动的城镇化,由于没有相应的产业或者商业支撑,事实上更多地是“土地的城市化”---能住人,不能养人。搞不好会成为“怪物”---非城非农的“空城”。解决不了太多的农村问题。
剩下来的就是真正的“农民”了。
事实上,“中国农民为什么这样穷?”,思考的应该就是这部分人的问题:老子安心务农,如何让我们不再受穷?
我是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谁能回答并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下一个伟人。
根据上面的分析,农民问题,整体上就成了三个层次的问题:
进城,跟城市人在一个空间生活的。解决方向是如何让他们享受到市民待遇?别象现在这样,脏活、累活、不受人待见的活让他们干,除了越低的工资,什么也得不到。别说普通市民,就是城市的管理者们,或者把他们当成外省人或者把他们当成外地人,总之,不把他们当成自己人。
进城,在空城里住着的。没有产业支撑,就无法构成城市。城镇化必须伴随着工业化、商业化,如何造市,才是城镇化的关键。
务农的,为全国人民提供粮食、肉蛋、蔬菜、食用油的。其它阶层不让他们好好生活,最终都没有好日子。
国家管理者必须真正意识到,中国的和谐发展,根本上就是解决农民问题---农民的出路问题,农民的生计问题。而且只有让那部分希望脱离农业的人真正成为市民,真正的农民,才有希望彻底解决生计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先把人分成市民和农民,城市只解决市民问题,不把生活在城市的农民纳入考虑之列。
着眼于农村解决农民问题,根本无解。进城的归城市解决,务农的专项解决。让地方城市政府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现在岂非地方城市政府盘剥农民工?不要认仅仅是企业盘剥农民工,城市才是最大的剥削者。有哪个城市立法保护农民工的?城市---作为政府的代表,尚且如此,何况企业?
市管县,结果是什么呢?收入都用于城市发展,树形象了,照顾城里人了,农民给出的是大象,拿回的是蚂蚁。所谓市管县,就是市民生活有人管,农民生计无人问---对市长们来说,农民是个问题,是个解决不了也不愿解决的问题。自然,也是不可能出成绩的问题。注重“政绩”的他们,怎么可能去关心这个问题呢。
而县长们只会卖农民的地。不是帮助农民解决的问题,是解决他们自己的政绩问题。
所谓土地财政,就是农民财政。看看,中国的发展,一方面是农民的土地支撑,另一方面是农民工出力。出钱出力者,仍然只有农民阶层。其他阶层比农民更有思想和智慧,成了国家的主人,农民是国家主人的爹娘。
不是爹娘,谁会如此?
无论是农民或者是农民工,只要是甩不掉“农民”这两个字,就会受穷。这就是这个群体的命运,跟他们干什么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才是要命之处。
“橙色”也好,“**花”也好,还是在“颜色”和“花朵”形成之前,问题就得以解决的好,否则,整个社会都会受害。“新流民”已经形成,就看如何解决了。如果仅仅把他们看成是农民问题,而不是国家、民族前途问题,后果很严重。
纵观中国历史,“农民运动”向来都是中国任何王朝解构的力量,希望到此为止。
历史应该被改写。我们也应该对此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