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错谬，他者之鉴；或有价值，启发来者。

    这个话题在《第一营销网》迅速吸引众多参与者表明，我们都有一个“根”留在了农村，与农民在一起，或经历及工作与农业相关。

    五一假期这几天，我沿着 “中国新三农问题的方法论与真命题”进行思考方向及要点的梳理，作为正论的第一篇，我想交流一下对研究三农问题的方法论思考。

 

    我们研究商业、营销、企业、战略等，基本的方法论是价值、理性与数据。

    也就是说，对一个商业品牌或企业的研究，包括对其的战略、管理、营销的研究，核心是价值。

    价值是什么？就是可以用价格量化的交易价值-----有买者（客户、顾客、消费者等）愿意支付的价格，并具有一定的数量（规模、份额等）。

    商业、企业研究的方法论说穿了，就是基于理性的利弊计算（投入产出比），并可以最终通过数据呈现结果（经营指标体系）。

    商业伦理、信用、企业文化、领袖魅力等等这些“质化”的无形资产，也是可以落实到当期财务数据层面的企业资产。

    没有一个企业离开市场价值，还可以谈什么无形资产的。商业也不会对失败者投注过多的关注，而总是以成功者为主要研究对象及标杆。

    这是可以说是商道。但是，这种商业的方法论逻辑，是否适用于我们讨论三农、尤其是农民这样的话题呢？

    我反复思考，觉得不能，至少我认为不能。

    为什么？

    我认为农民（包括三农，下同）问题的方法论逻辑，与商业的方法论有“交集”，但不“重合”。而且，不重合的部分决定着交集部分的差异。

    不重合的部分，即农民问题的方法论逻辑，我认为是三个：情感、常识、逻辑。

    首先，情感决定立场与视角。

    未必是农村子弟一定有情感：我们看到不少以离开农村、摆脱农民“身份”而沾沾自喜的人，这些人，在我父亲的时代，被描述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忘了爹和娘”。请读者不要对号入座，我说的是我们社会里很不幸存在的客观事实，没有针对任何人。

    我所说的情感，不是针对具体个人的情感，而是指一种研究角度、立场角度的态度。在此还真是只能用马克思的术语：阶级感情。

    不延伸太远，我认为农民问题方法论的核心是这种情感立场：着眼解决大多数农民的生活问题、农村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的产业链结构与布局。

    我们可以研究三农问题里诸多利益主体的行为与需求，但是立足点，必须落在解决大多数农民的生活问题这样的基点上。

    有了这样的立足点，才能有效地展开思考、研究的视角，我们才能从个体的、经验的、数字的、理性的诸多视角里，找到真实的“立论之锚”（真命题），才能对庞大的信息、数据、材料、思想进行有效的梳理与整合。

    其次，回归常识。

    比如农民的致富途径，有跳龙门、外出打工/创业（做生意）、错位经营（反季作物或稀缺经济品种）、城镇化（市民化）、工业化（职工化）等。

    这些农民的致富途径，都是社会的巨大变迁与进步，但并非农民问题的终极解决：将农村变成城镇、农民变成市民、农民变成农民工，可以吸收、转移农村富余的劳动力，但三农问题依然严峻：

    ----18亿亩粮田需要人耕种，“种粮收益”并非靠减少土地吸附的人口数量、或者打工赚钱回家盖房就可以解决的；

    ----农村如果变成高污染产业以及城市垃圾的转移场所，农村的生态环境、土地产出能力等如何保持？

    ----中国四级行政区域的火车站、汽车站流动人口里有很大部分的农民及其家属，看到如此巨大的流动人口，我们对于城市及产业对农业人口的吸收，就不能认为实现了“充分就业”；

    ----40岁以上的农村人，除了部分在企业就职及做小买卖的以外，大部分属于被产业及城市“淘汰”（这个词很残酷，但是现实）的人群，这些人回到农村后，如果三农的问题没有解决，还不是回到了“历史的循环”之中？那么，这样的人口红利，难道不是在积累未来农村更大的问题吗，就像金先生所提到的那样？

    ----为什么富士康的13跳大部分是18--22岁的农民工、这些年青人？涨工资、工厂向内地转移等当然是一种缓解，但是我在“富士康13跳的体制悖论”里提出，是富士康秉持的泰罗制工厂管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应80、90后的新一代农民或新市民群体。

    凡此种种，需要理性的分析，更需要我们对常识的了解与体察。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有效的媒介与渠道，观察农民、农村的实际生存、生产与生活状态，即回到生活：最后的结论必须放到三农的日常生活中去体察与认识。

    第三，注重历史的逻辑，而非商业数据。

    中国的农民问题，我认为根子是一个历史问题，如果缺乏历史的眼光与洞察，很难为当代新农民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

    同时，由于中国社会目前的商业数据与信息资源缺乏足够的严谨性，完全按照各种数据去推断，有时会出现荒谬的结论或命题。

    比如，关于人口红利的讨论。

    本来，人口红利是一个基于历史事实的概念表述，但是中国的媒体上却有很大部分学者在研究“如何延续中国的人口红利”。这个命题，在我看来，实质就是研究如何让农民继续接受非农产业（主要是第二、第三产业）的剥削，这种研究方向说明，这些学者：1、没有从立场与情感角度去思考农民的问题；2、拿着过去的人口数据及数学模型去讨论一个“静止的未来”-----即假设当前社会条件不变情况下的未来状况。

    如果是从改变三农命运的角度看，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如何“减少”人口红利而不是“维持”人口红利。

    再比如讨论农民的出路，似乎都在假设（或预设）一种逻辑：农民的出路是离开土地，在农村就永远贫穷，“土地里种不出黄金”，致富就是盖房子等。

    从解决问题，而不是反映现状的角度，我们是否可以逆向思考一下：

    ----确实有50%以上的农村人口需要转移进入城镇化系统，但留在农村的人就注定贫穷？留在农村就不能致富、不能生活得不比“市民”（城市人）差？

    ----土地里种不出黄金的原因是什么？是谁、为什么在扭曲农产品的真实价格？农产品的价格并非不可变化，电价、油价、房价都可以涨，为什么粮价、菜价不可以涨？压制粮价、菜价的真实内幕，是在掩盖什么？

    ----新农村就是盖房子、住别墅，向华西村那样？新农村的“生活场”该如何去建设？农村这个“广阔天地”不仅是耕种与生育，还有生活本身！难道农村里只有《乡村爱情故事》那么些男女之事吗？原始的乡村，在欧洲都可以是贵族们消夏的舞台，中国农村为什么不可以是休闲、艺术创作等文化活动的宝地呢？

    ----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或外来人，难道就不可以有一个新农民的幸福指标吗？我们是否应该而且可以去建设这样一个农村幸福生活的新标杆体系呢？

    在我看来，上面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寻找解决三农问题时，值得进行专项研究、系统思考的重要课题，需要的基于常识的逻辑，需要逆向甚至创想的思维，而不是死板的既有数据分析。

    本篇的论点是提出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方法论思考，不是对诸问题思考的结果。我觉得这三个方法论，是我们在研究、思考、交流农民问题时可以“左右”最终结论的力量。

    至少是决定我之思考的驱动力。

 

附：关于三农命题的初步结构----新三农的真命题

A、新农民：

1、 中国农民为什么一直穷？

历史：战乱、税收、土地兼并

过去：国际支付工具（代货币）、产业价格扭曲（非市场化的工业化、军工优先的工业：要素价格“被计划”）、城乡差别（市场化后的农产品垄断经营）

现在：全球农业一体化、产品定价权、自由贸易（世贸协定）、全国统一市场建设

2、新农民的幸福生活是什么？

生产

生活

文化

教育

商业

医疗

保险

养老

3、农民的自我觉醒

农民与市民

户口/身份

政治

教育

生态环境

生产模式

就业与创业

B、新农村：

1、 新农村发展模式探索----可持续的生态模式

产地保护模式

休闲旅游模式

旅游模式

工业化模式

生态模式

2、 新农村基础建设

水利

绿化

道路

住宅

公共建筑—学校、图书馆、网吧、文化馆、电影院/戏院

商业网点—超市、百货、餐饮、娱乐、休闲

C、新农业

1、 全价值链管理：产业价值链优化

全价值链环节

关键价值链

价值链成本与盈利性

2、农业生产效率的创新

生产模式---种子/种苗、化肥、农药、耕种/养殖、检验/检疫

分销模式—田间到餐桌

深加工模式---包装食品、食品提纯（保健品）

消费模式---菜场、直供

3、全球博弈

定价权----期货交易所、大宗产品贸易、农产品进出口配额

宏观信息平台

品牌商会-----新奇士模式

行业协会

农村金融：小额贷款

生物技术：转基因

垄断：产地、物流、种子与农药

4、农企管理

市场格局：央企、农场、民营、外资、个体

政策、管制

农业补贴

技术标准

 

如有愿意在上述标题中选择研究的，不胜欢迎。

这些课题我会努力研究与思考，也希望集思广益、互相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