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雄先生坚持关于中国农业问题的几个被我称为“伪命题”的观点：经济作物周期长短与盈利成正比（周期长，盈利大）；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丰收悖论）。

    在《经济作物为什么不经济？》一文中，刘先生根据5月9日广州菜农阿珠因蔬菜跌价滞销，喝农药自杀身亡事件，引为上述观点的佐证。并轻描淡写地以一句“史贤龙先生认为我提出的是一个伪命题，我认为理由不充分，并且带有情绪化，所以没有辩护。”一个“刀笔吏”的手法，似乎可以将我的观点扫入“意气之言”的废纸篓里。

    我们还是来理性地推敲一下今年中国蔬菜由去年的“炒作”到今年的“菜殇”的真正原因，看看究竟什么是“真命题”。

 

    济南、广州两起引发媒体、公众关注的菜农自杀事件，导火索是菜价下跌、蔬菜积压导致的种菜损失，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与我们讨论的经济作物的经济学或营销学问题没有逻辑上的关联。

    为什么？

    大部分经济作物，蔬菜（大宗蔬菜、小类蔬菜）、水果等，都会因为市场信息误导出现周期性的歉收价涨、丰收价跌的情况。也就是说，经济作物的经营与任何生意一样都是有赚有赔的，因此自杀与赚或赔之间不是必然的因果关系。

    前年广西的香蕉、去年海南的豇豆、以及苹果、西瓜、柑橘等，都曾陷入过“丰收悖论”。因为这些经济作物不是居民生活必需品，不在国家储备收购的清单里，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因此“周期性的价格波动”决定着经营者的盈亏。

    刘先生发出疑问：为什么经济作物不经济了？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正是说明刘先生坚持的“作物周期长短影响盈亏”这个观点与经济（赚）或不经济（亏）没有必然关系吗？

    经济作物，既然能“经济”，就必然会“不”经济，这其实是经济作物内在运动规律：天下没有只赚不赔的买卖。经济作物怎么会因为周期短长就可以逃过“周期波动”及突发事件的影响呢？

    中国式农业的现实是恰恰是：粮食还有国家收购价保障，农民的利益严格地说是“被计划”的：未必赚多少，但也亏不了多少。经济作物无论种植周期长短，价格完全由市场机制形成，一来逃不了被游资炒作的价格波动，如去年的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等；二来也会周期性地面临价格波动的浮动风险。

    就是说，经济作物的风险本来就是大过基础农作物的。

    据说刘老师与金老师包了一块地，是运用刘老师的经济周期理论在经营。按照我的逻辑，无论你们种什么经济作物，也都会陷入这个循环之中。你们如果因为品种选择及判断未来市场价格趋势正确而赚钱，那是你们有眼光；如果你们长期种植同一种长周期经济作物还赚钱，那就说明你们选择的品种处在市场供应稀缺状态之中。只有在上述两个条件下，你们选择的经济作物收益才能跑赢市场。除此之外，一样会碰到盈利下降甚至亏损的周期，与作物种植的周期长短没有必然的关系。

    （以上是我的逻辑推测，两位先生如愿意，可将该地的经营情况作为案例，看这个逻辑是否符合实际，也让讨论更加亲切。纯粹建议，绝无恶意）

    所以，今年的种菜赔，是受到突发因素的影响大过周期性波动导致的结果：从近几年的香蕉、豇豆、蔬菜等的价格巨幅波动，都会看到突发事件的“致命性影响”，就是说，跌价本身不是对菜农的致命一击，真正致命一击的是需求的“阶段性减少”这样突发事件。

    我们都应该经历过，如果经济作物某年数量过多，就是城市人可以买到便宜货的时候，西瓜成熟时，满街都是开着卡车、火车、拖拉机到城里小区门口卖西瓜的农民；而如果数量不多，市民吃一个西瓜都得算一算。

    在过去多少年都出现过的经济作物跌价中，我们并没有发现如某年西瓜便宜就导致瓜农自杀，就算有，归因到种西瓜多了，恐怕农民自己都要笑。

    同样，今年3—5月份由菜价下跌演变为“菜殇”，有去年菜价上涨导致的种植面积扩大的供应量增大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福岛核泄漏导致的阶段性需求减少：这种突发事件形成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不是降价还能卖，而是根本卖不掉、要砸在手里。这种绝望的情况下，诱发个别无法排解自身经济困境或心理脆弱的农民的过激举动，令人同情，但真的不是经济学的问题，而是社会学的问题。

 

    那么，与经济作物有关的“真命题”是什么呢？

    是如何抑制“买菜贵”。是如何在保障城市消费者利益与种植户长远利益之间平衡的问题。

    从长期来看，农产品价格整体上涨是一个长期趋势，属于“菜篮子”范畴的蔬菜价格，上涨幅度一定会大过“米袋子”里的品种，今年的突发事件不会改变这种大趋势。

    国家依靠对粮食等基础农作物的“计划价格”，抑制通货膨胀向CPI快速、巨幅地传导，但是，对于经济作物如蔬菜的价格，政府的调控手段会比粮食轻很多，毕竟不能都回到计划经济模式里去。

    因此，农民“卖菜贱”是一个偶发事件，市民“买菜贵”将是一个常态事件。这个问题如果管控不善，就会变成真正的社会问题。

    要解决这个社会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卖菜贱、买菜贵”（两头不乐、中间苦）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

    这才是真命题。

    5月9日、12日，CCTV、第一财经（财经郎眼节目），先后以“最后一公里”作为“卖菜贱、买菜贵”的根源：即蔬菜零售终端是造成城市居民买菜贵的真正原因。但是，两个媒体还是停留在为“中间渠道辩护”的层面，没有将真正的问题揭出来。

    我们运用营销里的重要工具----“渠道价值链”----进行分析，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真正的原因何在，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

    从菜价的渠道价值链看，以西葫芦为例，山东产的西葫芦农民卖出的价格是5分钱/斤，到了北京的菜市场，变成了1元/斤，价格暴涨20倍。

    进入城郊批发市场后的批出价格是0.25元/斤，进入零售菜场的价格约为0.35元/斤，就是说中间环节（批发市场）/物流商在0.05-1.0元/斤的差价之中，仅占0.3元/斤，零售菜场占到0.65元/斤。

    中间商的中转、运输的成本合到0.25--0.30元/斤，也就是说，中间及物流环节是微利甚至不赚钱；零售终端的小贩，虽然有0.65元/斤的差价，但是也几乎是微利甚至微亏的，为什么呢？

    零售小贩的毛利虽然最高，但是单位销量少，单品销售没有规模效应。一个摊位算上进场费、摊位租金、水电费、卫生费、管理费、税费、人员费、损耗费、融资成本（借贷利息）、杂费等各种费，小贩们大多数也处在勉强糊口的状态里。

    菜价的渠道价值链曝光后，我们发现真正在蔬菜全价值链里赚钱的，一不是菜农，二不是中间商/物流商，三不是零售小贩，更不是为CPI上涨买单的是冤大头消费者，那么赚钱的到底是谁呢？

    真正赚钱的只有两类主体：一是菜场的经营者，这就不难理解菜场是商业地产里最热门的投资之一了；二是菜场税费收取者，只收费、收税、没有服务的国家机器，永远是稳赚不赔的。

    就是说，在蔬菜全价值链里真正赚钱的是商业地产运营商及政府。

    真正的秘密在此：菜农的“卖菜贱”为何到了城市变成市民的“买菜贵”？

    不是什么经济作物周期长短导致的供应量周期性波动，因为长短都在波动；也不是市场信号传导导致的集体非理性，因为谁也不能让市场有理性（有了期货市场也是一样----我的四个伪命题之一，以后专文详谈，此不具述）。

    真实的原因，是城市的土地价格、附着在土地之上的商业地产运营商、以及附着在前面两者身上的各种行政税费，在推高菜价。

    城市居民高价买菜，本质上是为“房地产产业链利益集团”在买单。

    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很简单，就是郎咸平说的“香港模式”，加上我说的“定向农业”（农超对接是其中的一种形式）：

    香港模式是：政府控制菜场经营权，制止在这个公关服务行政的产业里的过度商业化；然后以较低的租金，减少各种经营费用，让摊主进场，以保持定价水平不至因为摊位经营成本而被推高。

    定向农业是：将城市周边的农民组织（或“自组织”）起来，与各菜场结成稳定的供应关系，减少蔬菜批发市场这个环节，由城市蔬菜市场雇佣专业的第三方物流，负责将农民的蔬菜运至菜场仓库（还可以建低温仓库，以延长保质期），再向各摊位进行配送。

    在香港模式与定向农业模式结合后，蔬菜零售价格将会降低；农民在没有碰到突发事件影响的消费需求骤然减少时，可以在现有价格基础上上浮50%以上的蔬菜售出价格（我认为翻一番都不是问题）。

    再下一步，地方农业主管部门、合作社等，帮助、指导菜农逐步建立定向农业的客户渠道，调整好一般蔬菜、无污染蔬菜以及更高价格的有机蔬菜的三个品种的种植比例，有机蔬菜可以更加精确地定向销售，逐步让菜农进入一个相对均衡的产业链供销格局。

    此中的环节当然不是我这里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但是基本原理是：要整治“买菜贵”必须从整治城市菜场的过度“商业地产化”入手，否则，城市居民只有在吃高价菜与少吃菜之间做注定双输的选择。

    最后，我要表明我的态度：

    将“营销眼看三农”作为一个专题去研究，至少我不是刘先生说的作为“票友”，对“三农”这样的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表达态度及情绪，而是我相信营销可以为中国农民（及三农问题）插上“幸福的”翅膀。

    本篇中我们运用的渠道价值链、全价值链、产业链格局等营销的思维、方法，说明营销方法在三农问题中是可以发挥比经济学更大作用的。

    一切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