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基础里，理性人假设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命题。理性人假设指，人是根据利弊权衡（包括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收益、付出与回报、痛苦与快乐等）的计算结果，决定商业及其他行为（如爱情、婚姻、朋友等）。

    之所以说这是个经验命题，是离苦求乐是正常人言行观察得出的结论，排除了个别以苦为乐的“变态”现象。这个命题因此具备了“自明”真理的特性，最后构成了现代人性的基本假设，佛洛依德、马斯洛等对当代人观念影响深远的思想，本质上都是基于这个假设。

    从个体追求“最大限度的满足”到形成一个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社会，从边沁到密尔，功利主义从哲学延伸为一套完整的社会思想体系，而且是过去200年历史最具规模的思想流派，从经济到政治、伦理到法律、国家到国际，功利主义作为一种“自明”真理被作为各种社会理论的基础。

    正如功利主义的自明性一样，“反功利主义”被各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及主流舆论工具宣扬褒奖，而且这些主流舆论甚至更加倾向于放大反功利主义的事迹与人物，仿佛功利主义社会只是不得不接受的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似地。西方观念确实认为只有“上帝的国”是完美的，人间的国其实是罪恶的。

    功利主义观念，从其诞生至今的200多年里，不仅从来没有被推翻过，反而成为每一次理想主义狂热的反拨性力量。如文革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实际上就是功利主义思想对无私奉献、不讲回报这种催眠个人权利思想的反拨，甚至将没有个人动机（收益）的言行都归结为虚伪或愚昧。

    问题是，如果功利主义是必须忍受的不完美的善，那么幸福社会的基础何在呢？是否需要一个完美的社会模型（如基督教里的上帝之国、佛教里的极乐净土、共产主义等）才能“平衡或中和”功利主义潜在的恶或不善呢？

    这个问题的社会含义就是，在现实社会里是否有一群“被选中”的人及其组织，可以代表这个完美模型？

    当功利主义与反功利主义的观念之争，被推导到观念之争的这个逻辑终点的时候，观念之争的残酷与可怕面目就出现了：如果坚持功利主义的观点，对这种被选中来代表、管理及裁定完美模型的人或组织都必然是否定的；如果持有反功利主义的观点，最后必然会面临着赞成有这种个人及组织的选择。

    这就是所谓“历史吊诡”的根源所在：那些宣称并被大众认可的代表了完美社会的人、组织，在获得权力之后，最后都不能避免地利用权力去绞杀异端邪说者，因为这些代表完美模型的观念者不能容忍捣乱者、邪说者、持不同意见者。

    如果在此过程中出现一个“哲学王”之类的领袖，那领袖的个人情绪最后会变成判断对错乃至生死的标准，没有人在领袖面前有抗辩、争议的权利或资格。这是人类个人崇拜、偶像崇拜的“观念路径”，而不仅仅是所谓的“心理机制”。

    失去了世俗权力与神权不得高于世俗权力这两大“权杖”后，基督教的“法权”属性才被完全剥夺，西方才真正“走出中世纪”，仅仅作为“一种”（在这一种之外还有万千种）思想而存在，不再有中世纪时代的思想独尊性。

    这是尼采所谓“上帝死了”的部分含义。功利主义观念将启蒙运动的天赋人权政治理念，落实到了世俗化、民生化的经济与生活之中。

    但是，功利主义并未高奏凯歌，迄今为止以“西方式思想风格”出现的功利主义观念体系，却存在逻辑上的漏洞与自我分裂，而这个漏洞与分裂恰与功利主义的核心原则有关。

 

    从功利主义观念的庞大体系里，我总结了最具纲领性的功利主义三原则，即快乐原则、利益原则、自我原则，这三个原则构成了功利主义哲学牢不可破的“观念铁三角”。

    快乐原则，经由叔本华、尼采等存在主义哲学潮流的冲洗，中世纪宗教哲学倡导的“圣喜”（被上帝或耶稣恩宠）观念，被世俗化的自我感觉取代。尼采的快乐哲学将快乐放在了人类存在的核心地位，在尼采眼中，苏格拉底之所以是个哲学怪物与毒物，就是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摧毁了人类的快乐，哪怕是浅薄的快乐。

    所以，在今天的普世价值观里，快乐是不需要理由的。快乐不需要看上帝、耶稣、佛祖、默罕默德的眼色，也不需要征求教会、牧师、导师的意见，更不允许皇帝、总统、官员来剥夺。每个人的快乐都是自为自由的，快乐的权利甚至可以变成对阻碍快乐体制的控诉与革命的合法条件！

    利益原则，是理性人假设的本质内涵，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说的，资本主义将一切都转变成了可以用货币计算得失的事物，即一切人类社会里的神圣性都消失了，如国王、官员、律师、牧师、艺术家等曾经被仰视神化的职业及角色。“子罕言利、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这些中国式的高论，在利益原则面前，是不值一驳的昏话。

    自我原则，这是功利主义观念里核心的核心，功利主义哲学是建立在个体即自我的基础之上，群体包括群体的利益与合法性，都是从个体“自然累积”而成，而不是“抽象归纳”出来的。

    功利主义彻底斩断了某种天才（如导师、哲学王）或先验（如圣经）观念对利益与快乐的权威定义，而是还原为基于每一个个体的机械累加，即少数服从多数、多数不得侵害少数的“一人一票决策机制”。

    如果以人类一般的日常生活衡量，上述功利主义原则可以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但是，功利主义观念却存在内在的困境，这个内在困境就是，功利主义不能解释人类的崇高行为动机，包括忍耐（如革命者的坚韧）、自我牺牲（如自发的救援等）、奉献（如特蕾莎修女）等。

    自发自愿的、自由的、坚韧的无私行为粉碎了功利主义三原则，无我、无私、忍辱实际上同样是人类的一种普世价值观。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反功利主义观念的价值观，并非存在于宗教或信仰之中，世俗的革命、个人的兴趣与理想等，都是诞生这种反功利主义行为的土壤。

    功利主义哲学试图以所谓的“圣喜”（一种人神同体、天人合一的神秘快乐想象），来解释无我、无私、忍辱的圣徒式行为，并试图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偶然现象。这种自圆其说的解释，在人类历史与日常生活经验里都被大量的个体行为证伪。

    这也是当代中国的基本伦理困境所在：功利主义哲学如此自明，似乎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观，但现实的日常生活里，又不断地出现（甚至被国家机器、媒体、公众乐于发掘）大量的观念与行为在证伪这种“主流”价值观-----观念逻辑的自我分裂。

    以宗教主义去对抗功利主义显然不能凑效：要说煽情的手段与本领，功利主义200年形成的武器库，比宗教2000多年形成的赞美诗、唱诗班、圣徒、教堂武器库，要更加强大，一个好莱坞就聚集了胜过宗教煽情百倍的体现功利主义三原则的感人故事。

    以国家、党、爱国、救亡、正义、民族复兴、文化遗产等理想主义去对抗功利主义也不行：功利主义很容易地发现，高唱理性丰满的人，其潜台词与目的，还是“顺便”赚钱。

    但是，正确且美好的功利主义观念，却折戟于无我、无私、忍辱的人类美德之下。大乐、大利、大我，更多是从旁观者的角度为无我、无私、忍辱的当事者提供一个解释，却不是真正当事者的行为动机。

    这说明，在功利主义描述的人类思想与行为之下，还有一种同样自发、个体的思想与行为，这种行为不是为了“圣宠”或追求“天人合一”的神秘喜乐，而是为了实现某种信仰、信念、目标的意志与行为，这些意志与行为，很多是超越功利之上的。

    也就是说，功利主义假设的那个理性计算的人，并非人类全部。有多少人是理性计算而行动的，就有多少人是超越功利计算而行动的。后者往往是破坏者、创新者、颠覆者或黑天鹅。

 

    为什么功利主义会出现观念内在的自我分裂？这会指引解决这种分裂的路径。

    原因很简单，西方功利主义哲学跨过了界。这种跨过界在西方社会反映的是轻度病症，到了中国却表现为重度病症，甚至产生沉疴无望的感觉。

    因为，功利主义在西方止步于西方宗教，也就是说，在西方观念体系里，宗教主义（基督教、天主教、清教等）与功利主义是互相消解的外部制衡力量，即西方社会是以宗教信仰解功利主义的偏狭，又以功利主义解宗教的虚妄。

    而在没有全民性宗教信仰的中国社会，全盘导入（严格地说是不可阻挡地接受）西方功利主义观念以后，出现的不仅是观念的分裂，更是社会运作机制的乖戾----也就是“社会整合机器”（知识分子、媒体、机构、公司）的自我分裂。

    功利主义多跨一步的这个“界”是什么？

    我认为是功利主义的普遍化，即功利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的观念，实际上是错误的。功利主义仅仅是对人类生活一种状态的描述，而不是全部。如此而已。

    如何解这个功利主义内部分裂之毒？

    保留功利，去掉主义。

    即，功利三原则本身并没有问题，不需要因为有无我、无私、忍辱的言行动机就推翻快乐、利益、自我的行动导向，反之亦然，且两种动机可以同时存在于一人。这个定义就是将“自由”完整地还给每一个个体：个体只需以行为而不是动机对社会负责。

    所以，义利之辩必然存在，但不必是个体动机的出发点，只是不同生活境界之个体状态的比较。在法律之外，一切个体存在形态都是合理的。个体功利的义或不义，不是以是否功利判断，也不是以是否分利判断，而是以何以为利即获利手段之合法与否为判断标准。

    上述原则是指：1）不要以是否功利作为判断个体言行的标准----这样的判断标准大量出现在各种社会交往、媒体上；2）也不要以如何分配、使用个体财富（及其他利益）等为判断义或不义的标准----合法财富的使用是个人的自由，但中国所谓的为富不仁观念里，隐藏着对富人的一种隐性的强制，其最坏结果是仇富剥夺（多是落到国家或新富人之手，如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次之是杀富济贫；3）以个体利益获得手段是否合法为判断标准，不义之材，就不能得到尊重或认可，这就是社会正义，即经过法律审判的剥夺是必然的。

    也就是说，在利与义的关系上，利本身的合理性与如何支配自有之利的自由性，是天赋人权里财产所有权的基本定义，即不需要为谋利性目的或动机找一个正义的理由才是合理的，也不要以财富多寡者的不同使用形态作为判定是非的标准，但“何以为利”，即获得利益的手段合法性，却是一个必须接受问责的社会正义问题。

    这样一个建立在个体功利原则，又能够有效捍卫正义的社会，就是一个美好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名称不是伟大社会，也不是完美社会，希望是：开放社会。

 

    最后要探讨的是，中国是否有机会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不需要宗教的基于人权与自由的开放社会？

    相信这是共同的愿望，而我认为今日中国出现了实现这个理想的条件：开放、自由正在成为中国社会不可逆转的集体观念。观念体系的内在梳理与传播或思想市场的交锋交融，是通向这个社会的阶梯之一。

    诞生西方的启蒙思想传统固然为这个观念的梳理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与思想养料，但中国原典智慧也闪现着中国式智慧的光芒，这个原典不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也不是老孔孙，而是真正的治国奇书《管子》。

    被中国思想界忽略了近3000年，《管子》思想才是可与功利主义思想体系相媲美的中国智慧，管子思想是中国第一部系统阐述哲学、经济、政治、法制、道德、社会、民生、军事，甚至责任内阁、虚君而治、理财之术、经商之法、国际关系的体系性著作。

    不夸张地说，除了三权分立、产权制度、思想市场等制度创新以外，西方启蒙思想传统的其他观念无不可在《管子》思想里找到声气相应的阐述。《管子》是第一部非宗教的体现个体功利原则要素的思想体系，而且是真正的治国之道。

    管仲本人的经历是一个传奇，但今天我们可以不以偶像崇拜的心态，而是以“务实求真人本”的态度继承《管子》的思想财富。

    《管子》思想的体系性，包括《周易》思想的体系性，以及《皇帝内经》、《山海经》等原典著作，坚定了我对中国观念史的基本结论：中国式观念需要在百家诸子之前的原典中去挖掘，那里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精神起源，也是中国风格的普世观念崛起的重要思想支援。

    我不否认宗教的伟大性，但宗教作为一种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及观念体系，不仅是失败的，甚至是包含着反人类的毒素，这一点在基督教的中世纪、某些教派的极端主义历史事实中已经充分证明。一个完全世俗化的哲学、社会思想与制度体系是完全可能的，宗教教义与文明，只是个人精神兴趣选择的一种形态而已。

    20多年前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可能是我在阅读时批注最多的著作之一。虽然该书的知识视野、文字水平、精神境界都堪称一流，当即使在当时，对于该书提出的用基督教的拯救观念来弥补中国文化不足的核心观点也是不赞成的。

    但论证基督教文明是普世价值、民主基础、资本主义支柱等的学术观点竟然蔚为大观，我认为这是对西方近现代历史与核心观念（即启蒙思想主流）的错误解读，是观念进化史的倒退。而且，这些知识丰厚的学术研究与观点，似乎更值得中国思想界警惕，说这是“文化侵略”或“文明冲突”并不为过。

    过去20多年里对启蒙与蒙昧、国民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普世性、宗教与世俗、制度与观念等问题的持续思考，我认为能拯救中国观念的，不是刘小枫的基督教式拯救，不是李泽厚的实用理性（这往往成为中国式犬儒油滑、不辨是非的入口），不是审美式的逍遥或乐感，或偏重个体修行的无为性空，刻薄冰冷的法家，而是反映中华民族原初活生生社会与生活形态的《管子》思想：利民、利生、利情（情志嗜欲），与绵延了500多年西方启蒙思想传统的融合。

    比如，《管子》“俭则伤事”的鼓励消费主张，不仅是民本思想的逻辑延伸，更是管子兴业殖产的国强民富之道。2500年而下，唯有谭嗣同《仁学》里对被当做美德的黜奢崇俭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言静者，惰归之暮气，鬼道也；言俭者，龌龊之昏心，禽道也。率天下而为鬼为禽，且犹美之曰“静德俭德”，夫果何取也？），继承了管子的思想。

    被当做美德的寡欲尚俭究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什么真实情形呢？

    真正损害社会的不是消费、奢侈，而是伪善----让别人节省勤俭、自己却穷奢极欲。统治阶级及儒家叫了2500多年的尚俭，试问哪个权贵、士大夫不是雕梁画栋、三妻四妾、食不厌精？这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伪善思想，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特权专供体制，岂不正是为祸国人近2500年的毒药！

    走出中国观念的百年困扰，首先要靠开放的思想、自由的精神，但也要靠对中国原典的批判式继承。没有一个民族，特别是一个大国之民，可以在“全盘植入”的观念体系上崛起。

    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可以参与的历史使命，而不是政府、大学、机构、学者的专利。在当代的资讯环境下，尤其是微博时代（中国式TF时代—Twitter+Facebook），精英掌握话语权的时代正在走向结束，全民思想的时代正在到来。

    开放社会、思想市场，是中国崛起的最终保证。蒙昧封闭，必然陷中国于治乱相循的永劫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