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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慧来：加快改善民生，中国须避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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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改善民生是必须的
民生改善步伐的加快与对这个话题的深入讨论，源于这么一个严峻的现实：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之间存在的落差仍在持续扩大。GDP总量的高速跃升与人均GDP持续靠后的落差、政府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与居民收入提高缓慢的落差、贫富两极的落差，这些问题凸显了加快改善民生的迫切性。
对现代民族国家来说，改善民生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在当下中国，加快改善民生具有两方面的必要性。其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性必须加快改善民生。中国持续多年的外需驱动模式已难以为继，不但面临外部环境的制约，也受到内部土地荒、民工荒和电荒的制约，形成经济增长靠内需驱动的方式可谓是箭在弦上，无可回避。
内需驱动型经济需要广大民众有钱花、敢花钱。由于就业艰难，劳动收入低，中国内部消费总规模扩大的瓶颈总难以突破。在消费群体上，有钱花的人口比例较低，多数民众用以消费的增量货币有限。在消费类型上，奢侈品市场在富豪阶层的推动下扩张迅速，但常规消费市场的扩张仍远不足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在消费趋势上，高税负下的多数民众的收入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通货膨胀的预期使得民众消费更加保守。
另一方面，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也严重制约了消费。医疗、教育和住房成为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新三座大山。近年来，看病难、读书难、住房难没有得到有效缓解，不要说低收入阶层，就是所谓的中产阶层也为之所困。中国民间高储蓄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应付这三个方面的需求，加上对前景预期不明朗，当然要尽量压缩消费，内需市场不振几乎就成为必然了。
其二，加固政权合法性需要加快改善民生。几千年来，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权合法性都以政绩或绩效为主，今日中国也不例外。鉴于近代衰落的教训和国际政治博弈的残酷，无论是出于国家安全，还是维护大国尊严的需要，中国都需要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以壮大国力。但从长期来说，如果经济发展成果没有有效及时惠及民众，政府的政绩就会缩水，政权合法性甚至会遭到经济发展的反噬。
近几年，中国执政党提出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念，希望逐步从以往单一的经济增长（唯GDP主义）中转换出来。只是由于路径依赖的惯性和国家规模的庞大，这个转换着实不易。如今，艰难的民生不断侵蚀执政党依靠经济高速发展维系的合法性，加快民生的改善已是时不我待。
要警惕的几个误区
但在加快改善民生的过程中，中国需要避免跌入三个方面的陷阱。其一，大政府模式的陷阱。过去几十年，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契合了经济全球化的市场化，而不是政府干预。恰恰相反，大政府的强权是造成腐败问题和经济长期发展的机制没有得到建立的根源。因此，在改善民生问题上，中国需要走出大政府的误区，不要重蹈覆辙。
其二，效率不足的陷阱。世界经验表明，没有一个政府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把国民的生活福利都包下来。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规模庞大的国家来说，如果政府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解决民生问题，会很容易像几十年前的计划经济一样，由于成本过高、效率不足导致经济社会发展陷入僵化停滞。
因此，民生改善步伐的加快需要建立在合理路径和方法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必须认识到，在中短期，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的重要性固然不容置疑，但必须把民生问题进行归类甄别，哪些方面是政府必须出面的，哪些是可以通过社会本身和市场运作来实现的。只有建立在依靠社会和市场基础上，民生改善的步伐才能得以加快。
其三，以民生代替民主的陷阱。历史学家唐德刚曾说，民主是以后三千年不会出现本质变化的政治制度。从长期看，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政权都要逐渐从政绩合法性为主向法治选举合法性为主过渡，一个国家和整套制度的长期稳定最终需要通过民主选举这样的程序合法性来实现。中国当然不能例外。
民生与民主具有本质的不同。在相对意义上，前者涉及的是一个形而下的问题，后者则是形而上的问题，前者体现在物质层面上，后者则体现在精神层面上，两者都是人类所需，不能相互替代。对于中国人来说，民生固然重要而迫切，民主也是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标。
从实用的角度来说，民主比民生更能维系政治社会稳定。在民主制度下，由于民众自己做主、自己负责，不会动辄把自身的问题归咎于国家和政府。如果出现不满，民主制度也更容易释放民众的情绪，政权合法性不会受到危及。无论是伦敦骚乱，还是占领华尔街行动，世界上很少有人相信这两个国家会出现颜色革命。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社会，中国也已进入到这个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前进，要求民生改善的步伐能够相应跟进。但改善过程中涉及到的效率、公正和政权合法性等问题，值得中国政府从当下开始就认真探讨和实践。
作者是中国独立评论人士
周慧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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