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对农民的角色做一个界定。

      传统农业环境下的农民，是自给自足的生产与消费者。尽管农民之间也有交换，比如易物交易，钱物交易，但交易量只占农民生产消费的极少部分。

      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民，是专职的生产者。“人民公社”时代的农民，反而有点像“农业工人”，因为国家实行统购统销，农民拿“工分”，这是不是与生产企业的工人有点像？

      商品经济时代的农民，是自主的生产经营单元，或者说就是一家独立的企业。因为实行包产到户，农民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怎么销售，都是自主决定的。又因为身处现代商业社会，除了种点菜、养点家禽，纯粹的自给自足已经很困难。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每户农民都是一个独立经营的企业，农民的纯收益就是一家企业的利润。美国的农场主如此，中国的农户也是如此。

      包产到户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户的企业特征。然而，农民是把自己当作一家企业来运营的吗？如果农民的现状决定了他应该当作一家企业来运营，而农民自己并没有这样做，或者没有能力这样做，那么，农民怎么能不穷？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所以，当时有句顺口溜：“工人哭，农民笑，不三不四赚钞票。”“工人哭”是因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是从84年开始的，比农村稍晚。“不三不四赚钞票”是因为曾经被视为社会边缘人的部分人开始做生意，并进而成为第一批“万元户”，“农民笑”是因为“包产到户”突然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相比于城市人收入突然增加。

然而，随着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民慢慢笑不起来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要么造就了一批优秀企业，比如，海尔等相当一批企业的老总都是84年上任的，我们称之为“84现象”，要么有一批企业倒闭，企业倒闭的副产品是形成了一批“下岗工人”，“下岗”是祸也是福，相当一部分人因为“下岗”而被迫“下海”当老板，而且“下岗”创业的比例比在岗者大。现在，“下岗工人”这个词已经基本消失，代之于“招工难”。

      企业发展了，经济发展了，带动了城市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然而，中国有农村却变化缓慢。

      传统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民，在经历“包产到户”的激励后，很快就陷入了新的困惑，即面对现代商业社会的无助，即从总体看，他们的教育水平、能力不足于承担经营的能力。

 

      农户的企业特色，决定了农民不以生产为目标，而以赢利为目标。我们来看看企业怎样才能盈利，再来对比一下农民是怎么做的。

      企业要盈利，首先要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怎样才能知道哪些是适销对路的产品？就一定要有足够的市场信息。然而，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足够的信息。或者说，等农民得到信息，比如某产品开始畅销时，再来以此信息做决策，信息已经过时了。

      其次，或者产品差异化。我们经济批评企业产品同质化，那么，同质化程度最高的就是农民了。

      同质化有两种，一种是“我跟别人不一样”，另一种是“我拼命跟别人一样”。防止同质化的关键是“差异化壁垒”，除了一些特种养殖外，大田作物和多数经济作物都不存在差异化壁垒。

      农作物的生长周期过短，再加上又缺乏差异化壁垒，导致跟风容易、快速，同质化变得非常容易。

      同质化有两个重要后果，一是从短缺到过剩变得非常快，二是失去定价权。

      第三，或者形成规模效应。中国的人均土地面积决定了在现有的制度下，农民种地是没有规模的。

      第四，或者拥有定价权。定价权能够让同样的东西卖出更高的价格。怎样才能获得决定权？或者有足够的规模，这点达不到；或者形成差异化，对农民来说，这点也很难；或者有足够的营销能力，但农民在做营销吗？多数农民不是营销者，只是生产者，他们没有掌握定价权。

      第五，或者掌控通路。农产品的通路掌控在“菜贩子”、“米贩子”等手中，以目前农民的规模和能力，很难掌控通路。现在，很多人指责菜贩子，认为他们抬高了物价，这有失公平。是谁给了他们生存的机会？是谁给了他们抬高物价的机会？是农民的集体弱势，才给了他们生存的机会。没有了菜贩子，农民的菜更卖不出去了。

 

      经济学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理，叫丰收悖论。单个农民丰产，价格稳定，丰产变丰收。农民集体丰产，则进入丰收悖论，丰产不丰收。

      逃脱丰收悖论的魔咒，才能丰产又丰收。这不是生产问题，而是经营问题。

      传统环境下的农民，以丰产为目标，以勤奋为手段，结局是贫穷。

      丰产是生产导向，在短缺经济时代，丰产就能丰收。在粮食短缺已经基本解决的时候，不仅要丰产，还要卖个好价钱。

      勤奋的本质是什么？就是降低生产经营的成本。如果农民把自己劳作的“工钱”作为成本计算进来，农民就没有利润。通过勤奋降低成本是有极限的，通过有选择性地生产而提高收益是没有极限的。

      魏长永网友说得很形象，如果农民的角色是“种地”，那么是生产导向，如果是“种菜、种麦”，那么是产品导向。

      少数农民是经营导向，比如种植高附加值作物，比如反季节种植，但多数农民仍然是生产导向。

      要求所有农民都具有企业化的经营能力，显然不可能。但是，如果不在全社会范围内对农民的“就业”进行再分配，在资源配置上不对有经营能力的农民倾斜，那么，本来就很复杂，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解决的农民问题，可能会继续延长。

      孤立看农民问题，确实解决的招数不多，但“城乡社会一体化”这个立足于全社会范围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却是可取的。

 

      中国社会过渡期的一些乱相，干扰了我们对农民穷困问题的判断。谈到农民问题，很多人会义愤填膺，以为义愤填膺就站在农民立场。显然，情绪化的宣泄可以抚慰人的心灵，却并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在农村乱收费比较严重的时候，有些人认为乱收费是农民穷困的原因。实际上，乱收费只是在农民已经穷困的基础上，加重了农民的穷困。现在，中央取消“皇粮国税”和乱收费（尽管可能在局部地区仍然存在），并不能真正让农民致富，只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而已。

      “反哺”农业只能解决短期的“输血”问题，不能解决农民的“造血”功能问题。只能解决农村的稳定问题，不能解决农民的致富问题。“反哺”力度越大，越有可能掩盖真正的问题。

      农民在流通环节的弱势——造成“菜农菜贱，市民菜贵”的原因，这种现象在其它行业也曾经发生过，但随着生产商和终端商的强大，流通环节被严重挤压。现在，终端环节（商超）已经足够强大，但由于农民的规模不够大，不得不依赖“贩子”们实现对接。所以，指责“贩子”影响农民致富只是因果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