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一篇“农民为什么穷”的博文，史贤龙先生回应了一篇“解决中国农民贫穷的四个伪命题”。观点不同，属于学术争论。金焕民老师说史先生的文章有“心结”，史先生回应：“如果说有心结，那么就是对于“将个体的、未经深思（或真正问题研究）”的经验当做总体的、逻辑的解决方案这种“貌似深刻”的观点及背后随意化的学风，感到不满。”我想，这就不是学术之争了。你可以说对方错了，甚至可以把对方批得“体无完肤”，然而，轻易质疑对方的“学风”，这种贴标签、上纲上线的学风，好像不大好吧？在此顺便提醒一下。学风如何，让读者去判断吧！

 

      史贤龙先生在“解决中国农民贫穷的四个伪命题”中提到：我们认为，农村的圈地运动，或者说农业工业化的道路，绝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而是将农村问题转变为“新城市问题”，农民问题变成农民工问题----且不说这种城市化如何将农村变成了“空巢”，带来的城市生态恶化、及各种社会问题。在中国人的基本生活保障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农民离开土地，必然会出现一批“新流民”，城市及第二、三产业并不能完全吸收进城谋生的劳动力。”

      金焕民老师评价：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结论。

      因为金老师的附合，我想再做论述。

 

      2006年，一个美国人乔纳森·安德森写了一本书《走出神话——中国不会改变世界的七个理由》。这本书很吸引我，我放在床边很长时间，为的是用更长的时间消化它的内容。

      与多数中国人写文章或写书从概念到概念不同，这本书充满了图表和数据。尽管我对这本书的结论存有疑问，但因为有数据佐证，我还是半信半疑的。

      时间过去5年了，5年前我存疑的一些预言，现在应验了。我不得不佩服老外的研究态度。

 

      按照乔纳森·安德森写书时掌握的数据，中国当时的农业人口大约9亿，8亿在农村，其余在小城镇。处于工作年龄段（15－59岁）的人口大约有4.5亿－5亿。

      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只需要大约1亿－1.5亿的农业人口就足于实现中国现有的农作物产量，大约3.5亿的农业人口属于“富裕”劳动力。

      按照上述数字，大约3－4个人在耕种1个农民就可以耕种的土地，同时，也有同样倍数的人口在分摊本来就不多的劳动成果。

      这种多人干一个人的活的现象，只有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存在，私人企业如果有这种现象，它就应该倒闭。

      这样的格局不改变，却要谈从整体上改变农民贫穷的现象，难道上农民变成神仙——不论让谁去各地，也难以不贫穷啊！

      我想说的是，农民并不是只有种地的命，把农民圈在农村有限的土地上，难道让农民在土地上种金子？

      农民的问题，只有眼光跳出农村，才能有效解决。

 

      2006年，那是一个就业压力很大的时候，很多人曾经以为中国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本人那时就持这种观点。

      乔纳森·安德森却引用大量的数据分析得出结论，中国的就业压力并不大，并且很快将迎来劳动力供应不足的情况。

      说实话，我当时并不相信这个结论。

      这几年，“招工难”难道不是愈演愈烈？农民式尤其缺乏。工资上涨难道不是劳动力供应失衡的表现吗？

      因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在农村“富裕”的劳动力是有出路的。

 

      农民进城会变成城市“新流民”吗？会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吗？

《走出神话》有下面一段话：“中国为什么不存在在规模的贫民区？许多去孟买、雅加达、墨西哥城、拉各斯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西方游客都注意到，那些地方有着可怕的贫民区，并在难以晚上的速度蔓延。”“最常见的回答是，中国政府不允许这种现象出现，通过烦琐的户口登记制度和严格的人口流动限制……这个说法在某种程度上确有道理，但并非唯一原因。”“中国的农村流动人口绝大多数都有工作……在其它许多发展中国家，渗入城市的大批农村移民经常处于的企业状态，由此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

      乔纳森·安德森的结论是：“流向城市的农村移民绝非不稳定的根源，而是创造国民收入和支撑经济增长的鲜活动力。”

      城市的一线工人和服务业的基层服务人员，基本上以进城农民为主。他们已经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想一想春节期间，当农民工集体返乡时，城市生活是不是几近瘫痪啊？

 

      并非乔纳森·安德森是美国人，我就引用他的观点，主要是他的观点不是基于想像或推测，而是基于数据的推论。

      我现在任职的企业，估计90％左右都是进城的农民，多数人已经不会返乡了，我不认为他们造成了社会问题。相反，城市没有了他们，才会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