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焕民老师提议就农民问题持续争论，我认为是个好建议。

      农民问题是个延绵数千年的问题，解决农民问题没有简单答案。只要参与，本身就是在严肃面对这个问题，所以，理性的争论很重要，情绪化是有害的。

      我们不是当政者，说错了没有严重后果，但对讨论却是有益的。

      我们不是一言九鼎的大家，说错了同样不会有严重的不良后果，那就尽情地说吧。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要捍卫你表达观点的权利。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不要质疑和追问我表达观点背后的立场。

 

      中国的农民问题，千年无解，王朝更替只是这个问题的缓解方式。

      中国朝代的兴亡，多数与农民问题有关；中国的改革家，多数都尝试过解决农民问题。

      多数开国皇帝都是农民问题的受益者，多数忘国之君都因农民问题而丢掉江山。

      中国王朝的演变大约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农民起义；二是北方“蛮族”的武力入侵；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中国的农民，如果不是到了无法生存的时候，是不会造反的。历代王朝的后期，农民起义成为一个标志性特征。未来王朝的开国之君往往是借助农民起义而崛起，并最终一统江山。

      农民问题，就在王朝更替中周期性循环。

      为什么不能在一个王朝中解决这个问题，从而诞生千年王朝呢？中国历史上不是没人这样做，但基本上都失败了。

      要开国之君与忘国之君之间，大抵会有一个改革家。中国历史上改革，鲜有不关注农民问题的。

      因为忘国之君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所以，开国之君多少懂得“载舟覆舟”的道理，减轻农民负担会成为开国之君的主要政策。然而，随着王朝传承，农民负担逐渐加重，并且到了一个危险的关头，于是，一个改革家会出现。

      中国历史上十几次大的改朝换代成功了，而大臣们主导的改革却几乎失败了。

      改革失败，农民问题会持续恶化，并无可救药。于是，王朝更替代再次开始。

 

      每当农民问题激化时，就会有改革家出现。我们摘要介绍一下历史上涉及农民问题较多的改革。

      汉代改革家王莽（我们不谈篡位的王莽）。王莽是理想主义的改革家，有人说他实行的是“井田制社会主义”，把全国的土地改称“王田”，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化，私人不准买卖土地。如果一家男子不满8人，田超过900亩，应把多余的田分给本族或者邻居无田人。原来没有田的人，按男口每人给田100亩。私自买卖王田治罪。王莽这是在落实孟子“井田制”的理想。这项措施只实行了3年，就不得不取消。

      唐朝杨炎的“两税法”。安史之乱后，人口锐减，唐初实行的均田制破产，杨炎提出“两税法”，以户为单位计征的“户税”和以田地为单位计征的“地税”，严禁另立钟征收其他税费。因为每年分“夏税”和“秋税”平凡人做次缴纳，所以称“两税法”。

      宋代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的系统改革中，涉及农民利益较大的有两项，一是方田均税法，二是青苗法（不同于唐朝曾实行的青苗税，即田里冒出表功即收税）。方田均税法是解决地主隐瞒土地面积逃避税收问题的，是有利于农民的。青苗法是解决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的生活问题的，即政府给农民“贷款”并收息。虽然青苗法的争议很大，但改革者的主旨却是好的。

      明朝改革家张居正。“一条鞭法”是张居正改革的一个符号性标志，就是把过去各州县的赋税、徭役、岁贡等种种税收性质的项目，化繁为简为一项，并且以货币（征银）代替过去的实物和徭役类的税收，计亩征银。

      就是这样一个减轻农民税赋的措施，结局却是财政盈余激增。然而，张居正死后第二年，就被抄家，其新政灰飞烟灭。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多数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永远也讨论不清，但结局却是既定的。

 

      农民问题的历史循环，称为黄宗羲定律，这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