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再谈农民为什么穷？”一文中，我提出“包产到户”意味着“农户本质上是一个企业”，农民应该按照企业化的方式来经营土地。于是，我把农户的经营方式与企业的营销手段作了对比。

      我非常清楚，农民做不到。

      做不到还要讲，有什么用？

      这就是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不同思维。

      “农民为什么穷”与“农民怎样才能致富”是两个不同的思维方向。农户“应该”作为一个企业运营才能致富，并不代表着我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它应该是个结果。

      金老师提议把现在我们讨论的专题定为“营销眼看三农”，我也不认为营销能解决三农问题，但当三农问题基本解决时，农民是会做营销的。

      李济安网友自称是个“兼职”的农民，提出“谁给农民插上营销的翅膀？”其实，农民作为一个整体，谁也没有能力现在就给农民插上营销的翅膀。但是，这却是我们的目标。

      解决简单问题，可以直奔目标，解决复杂问题，很难直奔目标。

让农民学会经营，让农民学会营销，不是插上营销的翅膀就能解决的。

      还是那句古话：功夫在诗外。

 

      营销的前提是信息不对称，商业的前提也是信息不对称。

      过去，商人是一种生活方式，“商人重利轻别离”，有的看到了商人“重利”，有的看到了商人“别离”。因为有“别离”，所以商人对普通人产生了信息不对称。因为有信息不对称，所以农业社会的富人多数是商人。

      过去有名的商帮（有官商背景的例外）多数与人口迁徙有关，比如，晋商的发家史，多数与“走西口”有关。

      犹太商人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商人群体，他们的成功是否与被迫迁徙有关？这当然只是我的猜测。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把那些利用信息不对称而赚钱的人称为“二道贩子”，当时算不上尊称，现在看来就是小商人。

 

      一个城市的商人主体是什么人？

      因为曾经有过在批发市场多年批发的经历，同时因为与经销商们（实际上是商人）打交道，我发现中国的商人多数是农民出身。

       过去，农民离开土地能干什么？不能当工人，不能当干部，只能成为商人。

      离开土地，然后迁徙，很容易成为商人。

      在中国真正进入商业社会之前，商人多数是出身于农民，同时又不是农民的社会边缘人。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万元户”，这类社会边缘人占相当大的比例，他们是属于“被迫致富”的一类人。

      现在，每到春节，那些迁徙的商人回到老家，春节的城市就失去了生机。

 

      中国的农业经济，一直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与“小农意识”在相互强化。

      少数人的意识问题，解决方法很多。一个巨大群体意识的改变，大规模的教育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解决农民问题，先解决生活方式，再解决生产方式，可能是比较好的路径。

      除了种子化肥农药外，中国农业的整体耕种水平与中世纪有多大差距——被全世界认为属于高科技的农业，却是由整体受教育程度最差的农业在做。据说在北欧，当农民是要拿证书的。

      没有生产方式的改变，那么，模仿金焕民老师的话说，农民的命运只是“被改变”。

      以现在农民的状态，谁也难以为农民群体插上营销的翅膀。

      改变中国农业的生产方式，需要改变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

      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小农生产方式的改变，有赖于农民整体生活方式的改变。

      把农民封闭在农村的小圈子里，怎么有农民巨大的变化？

 

      农民一旦进城，多数农民的变化是惊人的。

      城市作为一种生存状态，对一个人的改变是巨大的，尤其是那些进城的农民。

      农民进城并生存下来，要经受巨大的教育洗礼。从进城的那一刻开始，农民已经在接受改变。

      从教育角度，中国农民已经不公平——而且我们短期还看不到解决这种不公平的方法。我们需要另外改变农民整体教育的问题。

      我想到的是环境教育。

      我对最近几年的家电下乡、农用车下乡，尤其太阳能下乡印象比较深刻。因为用上了太阳能，农民不仅可以洗热水澡，更重要的是把“茅房”改成了“厕所”，农民的卫生状况有了改进。

      农民只要进城，几年就会大变样。我们过去只强调教育对于个人文化水平的提升，其实生活方式是对个人最好的环境教育。

      十多年前，一个新上任的市长问我怎样才能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我的建议是“有组织地安排他们到城市打工”，“那怕最后回到农村，文化水平也会大大提高。”

 

      农民进城，大致有四种出路：一是成为个体经营的商人，这类群体不小，他们通常会留在城市；二是成为标准化作业的“打工仔”，这是“青春饭”，最后回流农村的比例比较大；三是成为管理者、经营者，比如职业经理人、包工头；四是人事其它类型的工作。

      农民进城，有两个巨大的作用：如果他们离开农村，成为城市居民，那么减轻了“巨大的农业人口耕种较少的土地”这个压力；如果他们回流农村，那么城市经历对他们的环境教育也会发生作用，他们可能以不同的眼光看待农业。

 

      我曾经做过粗略计算，以中国目前平均每年1.3%增长的城市化率，在2010年实现城乡社会经济一体化有困难，那么，另一条路就是农村城镇化和城镇城市化。

      农民居住的分散，是当前解决农民问题的很大障碍之一。

      人口集中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首先，是产生服务行业。人口集中会带来商业机会，会改变目前仍然普通存在的“半自给自足”状态，商业的增加会给农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其次，人口集中有利于基础设备的建设，让农民享受社会“公共产品”，比如自来水、暖气等；第三，城镇化的生活方式以及相互影响，只要置身其中，就能够相互同化。

 

      无论到农村调研还是回乡，现在经常有农村地“空心化”的感觉，种地的都是“386199部队”，80后和90后作为一个群体，规模化地进城了，种地的以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为主，甚至有老农质疑未来谁来种地的问题。

      这是一个好现象。

      但农村的改变还没有到临界点，土地流转并没有规模化开始，农村土地的“碎片化”目前还是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的巨大障碍。

      临界点之前的煎熬是艰难的。

      一旦量变的积累达到临界点，形成质变，有了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摆脱目前的小农生产方式，农民问题才有可能不再是重要的问题。

 

      有人批评农民进城，认为城市人只是利用了他们的劳动力，他们并没有享受城市“公共产品”，甚至可能成为“流民”。

      如果你想一步就解决所有问题，那么，最好不要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要朝着最终解决问题而迈进，那么又何必责怪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完美——完美主义是职业批判者的心态，不是建设者的心态。

      土地可以流转，但农民承包土地的权益不能流转——确保了在城市生存难度较大的农民可以回流，这是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流民”的重要政策措施。

      有人质疑“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城镇化的问题，比如强迫搬迁、非城非农的“空城”——我相信一定会有问题，但也一定能够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解决农民问题，我一直是个乐观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