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三岁时，我重新思考写作的意义，尤其是这十年我将诺贝尔文学奖汉译作品读了个底掉，把近二十年中国有影响的小说基本上都细心地学习一遍，发现自己的写作几乎毫无意义。无论是体裁创新，写作风格抑或是思想深度。正如清代大才子纪晓岚的感叹“好书已经被前人写完了。”自己倾尽一生，也只能是望其项背——例如兴奋半夜自己对死亡的独特理解，细心读一下《蒙田随笔》，才知道二百年前这个做过市长的家伙不但对死亡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而且一个人习惯了将自己的人生思考与生存状态每天纪录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这种真实的内心写作日积月累便成就了《蒙田随笔全集》的辉煌。冥思多日，突发灵感写一些玄思的小说，看了《哈扎尔词典》，几乎要疯了，这个塞族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给教授写的作品不但想像力极大丰富，而且书中对文明之间的冲突，对不同宗教的文化解读，我们除了抱着虔诚的学习外，连质疑的勇气都没有。另类写作在网络写手中甚是流行，自己还没有跃跃欲试，伍尔芙的《一只狗的传记》当头棒喝。一百多年前，他们就已经是如此的超前与幽默，拾人牙慧的创作可能会欺骗别人，但我还没有无耻到能骗得住自己的程度。

写作不是垒墙，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增砖添瓦，而是沙滩建楼，一切都需要重头再来。我发出这样的感慨之后，拼命的去读天文学方面的书籍。读霍金的《时间简史》，读F.霍伊尔与J.纳里卡著的《物理天文学学前沿》，读基普.S.索恩的《黑洞与时间弯曲》……这些著作彻底让我了解了世界的无限性，同时也了解了人的渺小与微不足道。夜不能寐时，我又想到这个问题，土星的环卫空间就可以容纳上亿颗地球，可见地球在宇宙空间之小，而我睡的这张床在这个地球上，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由此可见一个人在宇宙空间的大小。这使我想起了前几年熟读的《金刚经》中所讲“东方虚空，不可思量……”“如一恒河中所有沙，有如是沙等恒河，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佛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在二千多年前就知道了这个世界的无限性与生命如过眼烟云，并用非常浅显的比喻告诉世人，可见佛之智慧与苦口婆心的悲悯。

世界上的书已经很多了，并且伟大优秀的作品也是数不胜数，自己为什么还要写作。况自己写的作品未必就比别人的好。想了又想，读来读去，越写越胆小，越写越觉得无聊。渐渐地，为什么写作，成了横亘在我面前一个最大的问题……人生对原点的思考不但有必要，而且还有意义。当我为这种自己内心感受一边沮丧，一边自豪时，法国当代文学家罗朗•巴特尔说的：“要是世界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它毫无意义而言，除了世界本身的存在。”我彻底的绝望了，如果前人连你的质疑都已经质疑过了，连你的无聊都已无聊过了，我们不再是对文字的敬畏，而是恐惧……

铁的现实是，我读了那么多书，对写作的意义思考得这么的荒诞与彻底，最后还是忍不住写。“请你走向内心，探索那叫你写的缘由，考察它的根是不是盘在你内心的深处。你要坦白承认，万一你写不出来，是不是必得因此死去。这是你最重要的。在夜深人静的时刻问问自己，我必须写吗？你要在自身内挖掘一个深的答复。”按照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说法，我在自身内一千次地挖掘一个深的答复。我没有试过不写作会不会死，但却正如赵本山与宋丹丹的小品中的台词：“憋不死，但能憋疯。”写作一旦有了生理功能，它已经构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写作的意义都已经显得次要了。

三十三岁这年，我发现像我这样愤世嫉俗的人，在这个日渐卑俗化的社会风气中如果不写作，真会慢慢地变成疯子。尽管现在岁月与责任将我折磨得学着宽容了许多，尽管我离文学圈已经很远，改弦易扬地周游在企业家与富豪之间花天酒地，谈风论月，也不是三十岁以前那种郁郁不得志诅骂式的愤青主义，更不是为了发泄要么留着长长的披肩发抑要么者光头示人，表明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另类分子”。但骨子里对媚俗的反感，对龉龌的厌恶，对伪善的憎恨，仍会经常用调侃、荒诞甚至滑稽的语言去强暴他们。尽管将心中的块垒发泄之后遭到朋友们的“对你有什么好处”的劝慰或者功能的质疑，我会自我安慰地说：“癞蛤蟆爬脚面，我咬不了他们，恶心恶心。”我真的忍不住对既得利益都那种肠油脑满沾沾自喜的恶心，对为了眼前一点点蝇头小利就嚼饭送人、顺口接屁下作的人的憎恶，更忍不住对那些自以为是大师却“一肚子男盗女娼满口仁义道德”的四处作秀者的抨击。

寂寞是一个尊严问题。我不是生活在魏晋时代，不能像“竹林七贤”那样放达与出格，更也没有“竹林七贤”那种社会地位，每一次“行为艺术”之后，就引来无数的铁杆粉丝。我也不想靠无聊的文字赚钱。不像郭敬明那样，在快餐文化与商业推手的催生下制造一个“文学怪胎”，用一种冗长的句子迷惑涉世不深的青少年。因此，我只能靠写作来安慰自己，来涂描时间的空洞，来打发自己内心深处的寂寞。

“我想写一出最悲的悲剧，里面充满了无耻的笑声。”这是20世纪40年代老舍先生写作时发过的一个宏愿。一个甲子的轮回之后，又成了我这个无名小卒写这本小说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