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我入行新闻界，通过英译本读到了了法拉奇的《风云人物采访记》。“不管是专制政府（领导人）还是民选总统，无论是杀人如麻的将军还是深受爱戴的领袖，在我眼中，权力都是一种不人道、值得憎恨的现象……我总是对权力采取反抗的态度。”读到这句话时，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是出自一个采访过世界各国政治要人的法拉奇之手。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如此愤世嫉俗的女记者，先后采访过邓小平、基辛格、甘地夫人、瓦文萨、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等非凡人物和政治巨头。法拉奇会花上数个星期研究采访对象的细节，采访会持续六七个小时。1967年法拉奇主动请缨，要求去越南，开始了长达8年的战地记者生涯。在越南战场上，她的背包上写着说明，告诉人们如果她阵亡，将她的遗体运交意大利使馆。1968年在墨西哥报道奥运会前夕发生的学生骚乱时，她遭到军警殴打，最后身中三弹，被拽着头发拖下台阶，扔在尸堆中等死。这个“在权威面前追求平等姿态和独立人格”的女记者以自己的独特风格与传奇经历，受到全世界新闻界的热捧与崇拜……因此，法拉奇成为我心目中的偶像，也成了我学习的动力与行事的参照。《销售与市场》作为经济类的国内大刊，给我创造了结识大企业家的机会与商界名流对话的可能。于是，就有了七年前牛根生正红得发紫，我与之面对面时听到他说到伊利前总裁对他如何如何的不公平，当面揭橥：“我采访过郑俊怀总裁。他那低调的行事风格与严谨的工作态度让我深感钦佩。你与他之间的纠葛，这不仅是性格的纠葛，是权力的纠葛，更是国营企业体制的悲哀。因为，你的举动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潜在威胁。事实证明，你确实有取而代之的能力。”让牛根生说得拍着我的肩感叹：“你真是一个优秀的记者。”对话波司登的总裁高德康时。我真诚地问：中国的企业家你最佩服谁？“凡是成功的企业家我都佩服？”高总打太极拳说。“那么牛根生这种类型的呢？”我步步逼近。“他一个卖奶的，有什么科技含量。”高总脱口而出的回答不仅某种程度上表达出了自己的管理思想，对我也当头棒喝，采访草草收场。经企业家引见，依文的总裁夏华在车上接受我二十分钟的采访，对我表达采访提纲中把依文与利郎品牌相提并论的不满，（依文有着自己的品牌理念，利郎作为大众产品的有着太多的商品属性），我针锋相对的提出依文缺少显型的企业文化与东方男性服饰的着装理论……当然，更多的是有采访当当网总裁李国庆的一见如故秉性相投，领秀的总裁陈勇斌的援手相助与兄弟之情,王派总裁蒋正敏的真心钦佩与持久交往，古越龙山总裁傅健伟的人格力量与文化感召力……

一个哲人曾说：“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他想像中的那个人。”因此，这十年我一直在追逐，追逐成为自己想像中的那个人。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开始，到戴蒙德的《枪炮、钢铁与疾病》，无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或者郎咸平的《谁搞垮了中国经济》，我都潜心拜读，企图在采访时能让那些久经沙场驭人有道的企业家们感觉到知识分子的存与相见恨晚的交流欲望，进而成为他们心目中一个可以对话的人创造平等沟通的机会。所以，一方面我竭力用自己的个性与行为方式来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与文字尊严。另一方面又在世俗的社会中跳跃腾挪，以求获得更多的文化资本来保持自己的精神独立与文字尊严。比如出版《文化营销》、《大败笔》、《中国文化产业经典案例分析》等。同时，我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学梦想，随笔《故乡在纸上》、长篇小说《封口》的出版包括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歇斯底里》都不同程度地丰满人格与增加自己的厚度。

社会的最大危机是集体的急功近利。人们在这种群氓的集体无意识中成为一个个无故的看客与商业标的。在日渐卑俗化的社会风气中，世界末日般地追求着物质消费与感官刺激。唯利是图的正当性与人格缺陷的大范围扩散使新闻、信息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浮躁与扭曲。当“社会精英”都打着文化的“幌子”不择手段的赚钱的时候，“文化乞丐”与“广告商人”主导的媒体对财富的向往及对企业家进行了“明星”般的追捧、娱乐化的报道,让信息泛滥成灾，又因为信息的发达与对“明星”企业家的道德刻求与社会机制的不建全，中国市场的残酷竞争及企业家本身的人格操守的缺失成为“富豪榜”上的“猪仔”。在一波一波“企业明星”诞生与倒下的过程中，多数媒体的真实面孔是利益代言与话语暴力，记者们的精明肤浅与既得利益的沾沾自喜，让许多有见地、有思想、有原则的企业家产生许多排斥心理，甚至不屑一顾。我们付出的不仅是梦想失落的代价与是非标准的混淆，最要命的是我们连以往的理想、激情与舆论的公信力都消失了。媒体，也在这种金钱与话语权的相恃与互换中沦落成企业的雇佣兵或者广告帮闲，或者是某种势力操纵的工具。我感觉到了压力，前所未有的压力，偶像破碎的压力。虽然我清醒的意识到，许多媒体记者根本就不知道每一个笑到最后的企业家都经历了一个奇特而又平凡的成长过程，那是他们长期执著于自己的理念与人格操守，在各种诱惑与机中平衡着自己的结果。

从《总裁思想》到《总裁访谈》，在采访过二百余位企业家之后，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及罗杰•洛温斯坦的《巴菲特传》成为我经常阅读的书。同时，我也不停的思考，在中国，作为一个财经记者，如果能像西方的那些老记者，不仅能够年纪上成为资深，在学术见解上也同样的不同凡响，在企业家心目成为资深的可能沟通的人走进他们的内心，探讨他们的思想，解构他们的处世哲学与行事原则。《稻盛和夫：人性的强大》、《巴菲特：原则的力量》、《宗庆后：被误读的使命》《任正非：经济革命的偶像》等，一篇篇文章的出炉，我又开始了《总裁哲学》的创作。

“你这个人的牛逼之处在，你无论写什么样的人，都是以一种平视的眼光。”《名人传记》主编郑雄曾经这样评论我的文章。或许这是一些朋友对我的文章的赞誉，但更多的时候我相信自己的东西体现的是一个自大狂的写作风格，一个愤世嫉俗的僭越之言。西塞罗曾说：“没有什么比认识到我们生来就是为了正义而更让我们变得崇高了。”我是真这么想的，地地道道的这么认为的，也是努力这么做的。所以，尽管文章激情青涩，但不撒娇作秀。“人们拥有的仅仅是现在，失去的也仅仅是现在。有多少和我一起进入这个世界的人都已经离开了人世。”罗马皇帝马可.奥德留的告诫让我彻彻底底的清楚,人格是思想的骨头。合理的对待财富与物质消费曾是宗教精神，也是人文立场。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说到底是一种生活理念，处事原则上的差异。人又是差异化地活在人群之间。渴望他人对自己的关注显得如此的重要的原因，便在于人类对自身价值的判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对自身的认识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人对我们的看法。所以，这本书及有关我的文字，即可以理解成一个作家的随笔，也可以看成一个财经记者的采访笔记，更可以解读成一本与企业家沟通中得到的商业思想与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写作势态。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广阔与浅薄，自大与悲悯，固执与世故，淡然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