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耕作文化的丧失

不会种地的“新型农民”

３０岁的周丽敏，是开封乡下的新型农民，其特征之一是，她不会种地。周丽敏是开封县范村乡人。这里的人，祖祖辈辈就种花生。除了花生以外，还种小麦、西瓜和红薯。这里是沙土地，种出来的西瓜脆甜，种出来的花生，拔出来一点土都不带，种出来的白薯又面又甜。

周丽敏上到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遂外出打工，又回来结婚。婚后，丈夫在外工作，她生孩子，照顾孩子，料理家务。家里的几亩地，包给了亲戚种，地里的活，周丽敏基本不沾手。

随着城乡交流的频繁，农民工大量进城，如今乡下几乎已无传统意义上的中青年农民。８０后和９０后的青年，多是循着上学打工的路子往外走，他们在家的时候不会种地，打工的时候也不想再回来种地。

另外一种新型农民，即留在家里的中老年人，如今也不以种地为唯一职业。此外他们还跑运输，打零工。因为只靠地里的出产，是没办法养活一家几口的。周丽敏的乡亲们，几乎家家搞养殖，多数是养猪，少的养几头，多的养几百头，个别的养羊、养鸡。猪养肥了，该卖的时候，有人来上门收购，他们把肥猪装上车，有的走到外地，有的卖给本地肉联厂。因此，现在的农村里已没有纯粹的农民了，他们的身份是“兼业化小农”，从事着多元化的经济活动。

即使种地，农民也不愿像他们的前辈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摔八瓣地出死力。在周丽敏的村里，收麦有收割机，收花生有花生收获机。以前花生田里都是人工除草，大约从１０年前，农民开始买除草剂使用，因为人工除草太慢，人也受罪。这似乎是一个象征：能用药、化肥和机械的，就不愿意再用劳力。

这也表现在农民对农作物的选择上。他们喜欢选择管理省力、投入少、产出高、销量大的品种，而会果断地舍弃那些“不挣钱还难伺弄”的农作物。

或许我们可以换个说法：现在的农民，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对土地有深厚的感情了。

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长期进行乡村建设实践，同时兼任河南开封市市长助理、兰考县委常委。3年前，笔者陪同她在开封某县搞调研时，当地一户农民告诉她：“我种了10亩花生，因为今年雨水多，杂草旺长，就大量往地里打除草剂，比往年多打了一倍还多。这些花生收获后，是卖给国内某大型食用油品牌企业的。但我有3 亩地没打农药，留作种子、自己吃以及榨油。我也不相信商场里卖的油。”

何慧丽认为，城市化、工业化把人异化了。城里人不与大自然接触，不从生命的层次上看问题，竟然发明了化肥、农药。中国5000年都一直肥沃的土地，改革开放30多年就不再肥沃了，地力用尽了。田里的化肥施到一定程度，已经不能提高产量了。农药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杀死了益虫。土壤里的生命单一，生长出的农产品怎么会有营养？农民在大棚里种的蔬菜，供应城里人。被催熟的菜，城里人第一天没吃完，第二天就烂了。

传统耕作文化的丧失

今天留在农村的农民，大多数都已超过45岁，他们属于“剩余劳动力”，在城市无法生存，只能回家种地。农民的那种匮乏，不是经济上的，而是希望上的，他们在“希望的田野上”看不到希望，只能洗净脚板往外走。农民的流动性太大了，共同的凝聚力不在了，成了一个松散的，没有希望的群体，甚至不能说是一个群体了。

传统农民安土重迁，世代与土地联结，黄天厚土。土地不是被当做实体的物品，它是与宗族、家庭、个人传承联系在一起的，过去每个村子里都有土地庙，供养着土地爷。

从人民公社时期，耕种土地丧失了文化的内涵，生产不再有情感、文化、传承，而只是一个目标，土地资源变成了被剥削的物品。农民作为一个经济人，在做经济选择前，都是理性的，都有过对短期利益损失和长期利益损失的衡量。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从族群、生态的维系，变为只看到短期能赚多少钱，所有行为都是单纯的套利行为。种植者更感兴趣的是让他们的产品能更好地养活自己，但这看似轻易能够做到的事，却充满了艰难和风险。单靠种地尚不能使他们过上宽裕的日子，还不得不从别处找钱来弥补生活支出的不足，这限制了他们的选择，使他们无力在疲惫的农田里实验新品种和新技术，而只能采取最保守、最省力的种植方式，何况他们的土地随时可能被城市发展的推土机给碾平，变成宽阔的马路和高楼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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