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耕作文化的丧失

如果说在农业税取消之前，县乡政府就没怎么管过农民种地的事，或者他们曾经因为管错了而遭受农民抱怨的话，那么，你不能指望他们现在比以前做得更好。坦白地说，农业税取消后，县乡政府与农民的距离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

在传统的耕作文化断裂后，在我们还没有机会深刻反省“旧的东西哪些好，新的东西那些坏”时，马上一切向钱看，连基本的抗衡力量都没有，农民变成了被资本主义最残忍剥削的一环，他们既是环境的受害者，也是加害者。由于城乡之间的剪刀差，农民的利益被城市拿走了。农民是被动的。他的命运只能在不健全资本主义市场的运作下。他还是孤单的，一个农民对抗一个市场体系，本身能够动员的资源又少，容易被市场各个击破。

农业自古就是个放贷的行业，从种到收，要在几个月之后。农民碰到了不公平的交易现象，没有力气对抗整个体制。不光中国，所有国家的小农经济都没有希望，他们就像是在大海里游泳，呛一口水就淹死了。但他们可以成为支配自己快乐生活的人。他们只要吃得好点，住得好点，有青山绿水就可以了。失去的不会再回来。由于中国传统耕作文化大断裂，社会生产模式有了根本改变，趋向于市场化了。以前农民只靠土地吃饭，现在一部分农民还是，但绝大部分人已不是了。经济形态、物质条件改变了，文化必然改变。

为什么合作社难搞？因为中国的农民已经有几千年不合作的习惯，他们的底子薄，土地零零星星，没有规模化，极度分散的小碎块经济，造成了农民合作难。农民不合作太痛苦，合作又太困难。但农民不合作，在经济社会中会遇到很大的风险，他们会有无力感、不安全感。

政府和企业要帮助农民

在全球化市场时期，中国政府怎么样用行政力量帮助农民，替中国的农民说话？为什么欧美国家的农民很富裕，但绝大部分欧洲、美国在WTO打的反倾销官司还是农产品官司？因为一个政权能够延续下去，必须替它的弱势群体讲话，有一个保护弱势群体的安全网。

台湾比香港更与大陆有类比性。３０年来台湾一直往前走。台湾的绿营政要，在台湾天天嚷嚷搞台独，但他们来大陆推销水果，一个个谦卑有礼，因为地方政府必须帮助本县的农民，他要代表农民与市场博弈。每一个资本主义市场，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的对面要有抗衡的力量，有农业团体、公民组织、政府的行政力量。我们中国还没有这个东西。

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有非常大的集体化现象。美国农业人口只占２%，但每年在美国国会游说的最大力量就是农民的力量。它可以集体组织起来，透过大公司，花钱去游说。美国农民一个人吃的政府补助，远远超过中国农民１０年能从市场上得到的东西。

台湾的农产品价格也会波动，但当农产品价格跌破成本价时，农会、政府会按成本价把它全买下来，让农民不要赔钱。

我们有所谓的农业合作社，但除非是领导重视，通过官方力量推动，通过集体力量与市场对弈，不然农民永远是输家。而当农民被各个击破时，你就是要他们的命。有的地方农民响应政府号召，搞大规模耕种，搞产业化，借钱承包土地，到最后，辛苦一年，赔了，欠一屁股债。农民因此而自杀的也不少见。

“政府要帮助农民组织起来。”何慧丽说，“《合作社法》已经公布30年了，全国也出现了不少农民合作的联合体。如果政府的服务体系、支持系统再建立起来，就可以给农民提供些基本准确的情报，比如今年猪价很高，明年千万不要一窝蜂地养猪。今年菜种多了，按台湾农协的经验，就把一部分弄成榨菜、咸菜，有个分流的办法，你不能让市场充斥那么多菜。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内农民没有组织起来，政府服务体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不管种菜、种粮、养猪都没有计划性、没有宏观预测性，而是走到哪儿说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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